关于印发《克拉玛依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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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政治参与的法治化
－－兼论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
杨亚佳 陈晓玉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周光辉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政治体制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有效的政治参与能使政治体系获得公众的感情支持，促进政治的稳定，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则可能导致权威的迅速流失，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变革必然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要求的增加，这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如果这些国家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不断扩大的同时，不能相应地提高其本身的政治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就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实行社会经济变革的同时，通过法治化的途径，疏通参与渠道，健全政治参与制度，以有效地吸收和疏导公众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
一、政治参与法治化－－在发展中保持稳定的客观要求。

美国政治学家享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的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由此，他得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比率：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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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即政治参与与政治不稳定性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参见S·享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在当今法治已成为各国崇尚的体制模式的前提下，所谓政治的制度化，在政治参与领域就是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即在政治行为法治化的前提下，开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法制渠道，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府对政治参与的管理都依据法治原则，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政治参与的法治化是民主权利的法治化。政治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每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但是，现代民主理论告诉我们，为了社会管理的效率，任何民主都不可能导致人人成为国家事务的直接管理者、决策者，而只能通过推选代理人的方式实行间接民主，即代理人以主权者－－人民的名义行使国家主权。这种主权的所有和行使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各国政治实践又表明，这种分离又是权力异化的根源，易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力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使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又不失现代管理的效率，各国在选择间接民主的同时，又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主要是政治选举权（包括罢免权）、政治结社权、政治表达权。通过政治参与立法，一方面使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化，权威化，使这一项重要的公民权不因政治代表人物的好恶而受到侵夺；另一方面，使政治参与经常化，制约政治代理人的政治行为，使政府决策始终符合公众的目标选择。

２．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可以实现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又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为任何政治体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特别是经济发展还不可能满足社会所有集团、所有个人的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使政治参与更好地发挥正面效应，促进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政治参与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治参与在公民和利益集团认同的各种法定程序规则下进行，使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的秩序化对社会稳定而言，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减缓政治参与对现行体制的冲击。由于政治参与的法治化，使得无论是公民还是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均须在一定的程序规则下进行，这种政治过程是程序化、规则化的，即从制度上合法地限制了公民政治参与超出现行体制承载能力的无限制发展，又提供了公民及利益集团表达自己利益的合法渠道，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第二，使政治参与的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竞争在认同体制的基本程序和规则的前提下进行，从而避免了不规则竞争带来的种种不稳定。遵守竞争程序和规则本身就意味着认同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它为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奠定了法制基础。

３．政治参与法治化可以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利益分配的不公正是社会不稳定的基础性原因。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古希腊的政治变迁时说道：“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亚时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05页）。在我国，由于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出现了利益多元的社会趋势。在分配关系上，打破了旧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强调各人按照自己的贡献获取应得的利益，这无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进步。但在当前利益格局的转型期，由于新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尚未建立，因而在分配关系上，出现了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的国家，群众对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高，尤其当个人把他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参照物相比，觉得其应得而未得到时，就产生了怨恨与不满，甚至会出现挫折心理和由不公平感所导致的行为失范，从而对政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而法治化的政治参与制度，可以经常地、规则化地为各不同利益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场所和渠道，并通过利益表达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要求，扶持其利益的实现。因此，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可以使政府正确及时地洞悉公众的利益要求，制定更为公平的公共政策，缓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加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
４．政治参与法治化可以促进权力的规范运行。

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系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正常进行和保证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任何一种权力都必须要委托给具体的个人来行使。而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无法加以改变的。即使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法凭借浪漫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力量抵御权力的诱惑，从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过巨大的灾难。面对利益多无化和世俗功利的计较和冲突，不受制约的权力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的挑战是有目共睹的：权力的滥用，权力的专横，政治腐败，失职、渎职，侵犯人权等严重违背法治原则的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看来，权力对主体的腐蚀和诱惑是不挑选社会制度的。因此，对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已经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共识，包括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权力的制约，舆论对权力的道德评价，法律对权力的确认和规范，人民对权力运行的介入和参与等。其中，人民对权力运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反映着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决定着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程度：人民通过议事机关决定国家的体制和分权制约的模式；通过选举选择权力的执掌者；通过立法决定权力的授予和运行；通过新闻媒体对权力的运行进行合法性与合理的评价等等。其实，人民的这些政治参与权在任何一个宣称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中的宪法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可以找到。问题在于仅仅宣布人民的政治参与权是不够的，要将人民这一重要的宪法权利落到实处，还必须将之法律化和程序化。任何缺少法律程序的政治参与或监督制约，都不会对权力的非规范化运行产生有价值的校正作用。????hC?br>
二、我国政治参与法治化的模式

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不同的国家政治参与法治化的道路和模式却有着重大的区别。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通过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手段而建立政治参与的法治化模式的，这一模式大的背景是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法治化。而我国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洗礼，建国以后的政治参与也并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驱动，而是一种道德化的政治参与，即政治参与是依靠道德教化，领袖人物的道德表率和个人权威来维持的。这种政治参与必然带有非理性、不规范化和易被鼓动的特点，民众要么对政治冷漠不参与，要么跟着领袖的指向和鼓动而处于一种狂热的政治参与状态，这样一种参与思维不时在各种政治风潮中显露出来，对社会的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多元利益主体的矛盾、民众政治参与的空前高涨、法治系统的不完善等等。因此，中国的政治参与法治化模式不可能照搬西方，通过立法开放所有的政治参与领域，那样必然会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狭窄而导致政治系统的崩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待政治参与比较冷静，吸取了“文革”中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政治参与法治化的渐进模式。

1．从经济参与的法治化到政治参与的法治化。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和前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落后，社会结构单一，政治法治化水平不高，人们处于一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之中，其政治参与仅仅依靠权威的政治动员，没有物质上的动力基础，人们参与政治的动力仅仅来源于一种“使社会主义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道德义务。当人们一旦发现权威的失误时，其政治参与热情会迅即转化为政治冷淡。七十年代未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赋予劳动者和经营者以更多的经济参与的自主权，使每一个人更多地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参与经济共同体的活动和决策。八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经济主体立法，使传统单一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逐步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人们的参与开始越出经济共同体的范围，以利益集团的方式介入政治过程。党和政府顺应这一趋势，通过制度建设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如立法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建立政府发言人制度，重大政策出台前的专家咨询制度，政府接待日制度，公务员的公开推荐和公开考试录用制度等。国家的立法也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思维，转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方位立法。选举法的修改、司法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
集会游行示威法等一系列政治参与立法相继出台。这种先经济参与法治化的道路，逐步培育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培养了人们的参政意识，更重要的是将政治参与由过去的权威号召型（或称道德驱动型）逐步转化为利益驱动型，从而为政治参与法治建设打下了雄厚的社会基础。

2．在全面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着重加强基层政治参与法制建设。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公民政治素质偏低。因此，建立一个现代的、参与式的法治国家，需要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使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受现代教育很少的国人逐步学会在现代民主制度下生活和行为，逐步具备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参与式政治文化观念”。根据这一国情，我国在全面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着重在基层首先进行政治参与的法制建设。１９８２年通过修改宪法，设立了县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赋予地方人大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重大事项的权力，使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威信建立起来，加强和保障了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倡导民众利用大众传媒发表政策建议和批评意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民意表达、政策咨询、舆论监督的功能；制定和多次修改选举法，扩大公民对人民代表的提名权，实行差额选举，在县、乡两级实行直接选举。１９８７年开始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择农村为政治参与法治建设的突破口，通过试行和全面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实行直接民主和村民自治，以便积累经验，扩大直接民主选举和自治的范围。广大农民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培养了民主意识和参政观念。基层的政治参与法治建设的实践，为全面推进政治参与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开展全民普法教育，逐步培养公民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参与意识。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公民的政治参与动力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但是，这种参与必须是规范化、法治化的，不然必须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公民的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决定着政治参与的秩序和质量。为此，我国从１９８６年开始，进行了讫今为止的三个五年普法教育。普法教育是全国性法律知识的大启蒙，经过普法教育，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高，尤其是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权利意识，普通百姓开始自觉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权利为法的内核，法以护卫权利为其天然使命；当民众认真看待自身权利时，必然会认真关注法律”，（占柏美
《论尚法精神》，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3期）也必然会认真关注和依法参与有关自身权利的各项公共事业，监督各级官员的公务行为。公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为政治参与法治化奠定了雄厚的法律文化基础。
　　总之，我国政治参与法治化的道路，遵循了从易到难，从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化道路，既保持了经济的发展，又维护了政治的稳定，同时还为政治参与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三、我国政治参与法治建设的完善。

我国渐进式的政治参与法治化模式虽然适应我国的国情，促进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政治表达的欲望愈加强烈，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民众政治参与的法治渠道相对狭小，从而不断出现示威、上访、消极抵制或暴力抵抗等非法表达方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依据享廷顿的政治制度化（法治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的公式，我国的政治参与法治建设还远不适应政治参与扩大的需要，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不断地完善。笔者认为，当前首先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１．完善社团立法，培育成熟的政治参与主体。我国作为后发展型国家，在社会组织结构上与类似国家有着共同的特征：国家能力远大于社会能力，国家全能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公民社会发展相当滞后，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极为?]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的利益主体逐步成长并日益表现出政治参与的热情，但缺乏有效的组织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的全能式控制相对减弱，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形成了系统的输入输出的真空地带。公众缺乏畅达的利益表达渠道，就会转而向制度外去寻找，从而酿成政治上的动乱。因此，当前要有意识地培育社会力量，扶持和扩大代表各阶层利益的社会团体的影响，如组织农民协会、城市社区委员会和其他行业协会等，根据宪法有关结社自由的规定，制定结社法，形成培育利益团体的法律机制。利益团体的政治参与，才是有效而成熟的政治参与。

２．制定立法法，拓展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立法是人民决定自己的事情，为社会制定行为规范的过程。在法治国家，立法越来越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和利益分配的杠杆，它不仅涉及到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立法的公正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在代议制国家中，立法只能是少数立法代表的事情。然而，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利益关系日趋多元化，仅依靠民选的立法代表立法已越来越难以充分反映公众不同利益的要求。因此，应通过制定民主的立法程序法，既规范立法机关的民主合议、民主决议等立法行为，又要创立相应的程序，以满足公民对立法了解、影响和参与的权利要求。张文显教授指出：“人民有无参与的通道程序是检验一个国家是民主与否的硬指标。同理，法律是否经由民主程序制定，则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法治的硬指标”（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在立法程序中的政治参与，其意义在于它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各自的角色作用，使立法参加者能够充分地表达各自的立法态度和利益目标，从而使立法决策更加集思广益；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立法就是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寻求某种妥协，而在立法过程中，如果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而且，利益相关人一旦能够参与到程序过程中来，也就更容易认可立法结果，尽管他不一定赞成这一结果。因为，在公正的程序中，不同的主张或异议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各种利益要求能够得到综合考虑与平衡，不满因广泛的参与而得以消除，利益争执通过心平气和的对话得以和平解决，这就极大地减少了对立法结果事后怀疑和对抗的危险。所以立法参与制度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同时还能使当权者关心选民的切身利益，使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途径进入到宪法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中。

目前我国的立法参与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基本上还属于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至今人大制定的３００多部法律交付全民讨论的廖廖无几，立法参与制度、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立法辩论制度等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应加快立法法的草拟和制定工作，将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法治化。

３．加强司法、执法过程中程序法制的实施，切实保障公民的参与权。马克思曾经说过，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表现”（《马恩全集》第
１卷第１７８页）。如果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定的过程和规则，这样的社会将充满执法者的恣意妄为，这不仅会败坏执法机关的形象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孳生对法律的轻蔑，而且会使社会公众寻求公理和正义的最后希望破灭，产生强烈的心理挫折感，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当前群众越级上访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法和执法的不公，尤其是程序的不公正引起的。程序的价值在于保障司法和执法的公正，而公正的实现又在于过程的公开和当事人的参与。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王名扬：《英国行政法》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２页）。陈述意见、辩护和防卫，正是作为相对人（在司法程序中是当事人或被告人）的公民、法人和组织的重要参与权。这种参与权赋予了当事人监督执法行为、审视法律依据的机会，同时，通过这种“看得见的”程序形式，使人们产生对法律的信任和信心，这是任何一种权威都不能替代的保持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础。当前，我国的司法程序法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行政程序这一更经常地影响公民、法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却十分不完善。更严重的是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违反法定程序而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事例屡见不鲜，有的公民由于坚持自己的参与权而被某些执法者斥之为“刁民”。看来，程序法治建设还面临着健全法制、改革体制、转变观念等多重任务。

４．实行新闻法治，拓宽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没有新闻媒体的传播功能，任何经宪法宣布了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舆论监督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只不过是一种点缀。因此，当今新闻媒体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责任。在政治参与领域，新闻媒体的作用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及时传达政府的决策信息、决策背景和决策资料，满足民主政治公开性的要求，为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条件，以提高参与的质量。第二，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意愿和要求，使决策层全面了解各方面的信息，使之输出的政策、规则更能体现公正和公平的要求。第三，通过新闻媒体的参与、讨论和沟通，使不同利益群体的直接摩擦的可能性降低，理解和宽容度加大，从而促进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第四，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公共权力出现违背人民意志的黑箱操作。为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必须使新闻活动法治化，以规范和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等宪法权利。但是，目前我国的新闻体制仍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管理模式，每一个新闻单位无不隶属于各种各样的党政部门，不但很难以公众媒体的姿态满足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的要求，而且很“容易成为主管主办部门昭显政绩、隐恶忌医的自我宣传、自我保护的工具”。（张西明：《新闻法治与社会发展》，载董郁玉、施滨海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虽然这些年新闻媒体在社会监督、表达民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缺乏一部保障性的法律规范，不仅使自己在一系列的侵权诉讼面前处于尴尬地位，而且在满足公民表达自由和政治参与方面也是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看来民众通过新闻媒体的政治参与权还需法律的保障。在新闻传播工具十分发达的今天，在一个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的国度，没有新闻立法是不可思异的事情。
　
作者：
杨亚佳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州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暂行规定的通知

湖政办发〔2009〕9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湖州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暂行规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九月二十日

湖州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安全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适用本规定；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指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履行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和义务。
第四条 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安全生产责任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管理责任。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四）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五）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六）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安全生产情况，接受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接受工会、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的民主监督。
第七条 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本单位各级、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内容和考核要求，形成包括全体从业人员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对全体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履行情况的考核。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生产工作例会；
（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安全生产检查及事故隐患的排查整改；
（四）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检测；
（五）特种作业人员和危险作业的现场管理；
（六）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
（七）安全生产责任和奖惩；
（八）安全生产台帐的管理；
（九）应急救援措施；
（十）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
（十一）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内容。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认真执行已制定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建立与之相适用的安全生产管理台帐。安全生产管理台帐应当客观、如实地反映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做到真实和完整。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绩效量化考核制度，对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应当与职务任免、工资报酬挂钩，形成有效的安全生产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三章 安全生产保障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按照《浙江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9号）执行。
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报经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的部门的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未按批准、核准、备案手续实施的建设项目，由颁发采矿许可证的部门的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生产、经营、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由市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查批准；由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由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查批准。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应当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对由于安全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按照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06］478号）规定的标准提取，以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
第十四条 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落实有关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或者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有关规定，有效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矿山、建设施工单位，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危险性较大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五十人的，应当配备不少于两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在五十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五十人的，应当配备不少于一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三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不少于两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二）参与制定并督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
（三）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制止和查处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四）发现事故隐患，督促有关业务部门和人员及时整改，并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五）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推广安全生产先进技术和经验；
（六）参与本单位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的安全性能检测及事故预防措施的制定；
（七）参与本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的审查，督促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使用；
（八）参与组织本单位应急预案的制定及演练；
（九）协助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对事故进行统计、分析；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和培训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其中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专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矿山、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及危险物品废弃单位和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培训合格。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对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使用新设备，或者换岗、离岗六个月以上复工的从业人员，应当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建立教育培训档案，如实记录教育培训情况。
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岗位安全操作技能；
（四）安全设备、设施、工具、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修和保管知识；
（五）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安全生产知识；
（六）安全生产事故的防范意识和应急措施、自救互救知识；
（七）安全生产事故典型案例；
（八）其他需要教育培训的内容。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或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从业人员可能产生职业危害的，应当按照《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3号）的要求，采取作业场所预防、劳动过程防护、职业健康监护等措施，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和健康。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不得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应当按规定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并对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提供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第四章 安全生产管理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场所及其设备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检修。
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大型设备（构件）吊装、设备大修、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临近高压输电线路作业，以及在密闭空间内作业等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作业前，负责现场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应当就作业安全要求向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
第二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发现现有工艺、设备装置存在危及生产安全因素的，应当及时改进或者更新。
第二十七条 使用的特种设备，以及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应当由取得制造许可的生产单位生产。使用前，应当依法注册登记，取得注册登记证或安全标志。使用中，应当定期申报检验，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特种设备使用需要，配足特种设备操作人员。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应当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有多个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并在协议中明确各方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防控的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禁止封闭、堵塞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
公众聚集的经营场所实际容纳的人员超过核定人数或者设施的承载负荷时，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采取控制进入和疏散措施。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处于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
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强化安全生产基础，规范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第五章 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
第三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防控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16号）的要求，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逐级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及时治理隐患，确保生产安全。
第三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应当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专业性和综合性的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制定整改计划或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明确专人负责，实施监控治理。
对于重大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当地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报告内容应当包括：
（一）隐患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
（二）隐患的危害程度和整改难易程度分析；
（三）隐患的治理方案。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事故隐患治理过程中，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事故发生。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并疏散可能危及的其他人员，设置警戒标志，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
第三十六条 重大事故隐患被挂牌督办或责令停产停业的，治理工作结束后，应当组织专家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经当地安全监管部门或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第三十七条 企业应当按照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对重大危险源实施监控管理：
（一）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制订和落实重大危险源场所、设备、设施的安全操作规程；
（二）建立和完善重大危险源集中监控系统，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并做好记录；
（三）定期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价；
（四）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其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和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五）重大危险源场所应当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包括重大危险源基本情况、主要危害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六）定期对重大危险源场所及其仪器、仪表、设备、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检测检验和维护、保养，确保完好，并在台账中记录；
（七）制定应急预案，并根据应急预案每年至少演练一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本单位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所在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至少每半年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一次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措施的实施情况。

第六章 应急管理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第三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采取可靠的预防措施，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发生自然灾害可能危及从业人员安全时，应当采取撤离人员、停止作业、加强监测和安全防范措施。
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规定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确定应急救援人员，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涉险事故，单位负责人应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1号）的规定及时向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并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应急救援，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第四十一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其主要负责人不得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应主动配合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四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由县区以上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查处，追究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凡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发生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年内各级政府组织在各类评先评优中实行“一票否决”制；发生一起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两年内各级政府组织在各类评先评优中实行“一票否决”制。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矿长（含实际控制人）等。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及其管理人员，以及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生产经营单位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四十六条 本暂行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市政府2006年3月16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主体责任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