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航空维修技术人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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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54号


（2001年4月29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贵州省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实行主要领导负总责的制度，并明确一名负责人主管计划生育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计划生育部门的组织建设，充实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健全县级以下计划生育服务网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按规定配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村（居）民委员会应有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随财政收入的增长增加对计划生育事业的投入。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治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农村逐步建立和推广独生子女户、二女结扎户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计划生育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口计划的落实；组织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贯彻执行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计划生育具体措施的落实；负责计划生育经费的筹措和管理。
第九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把计划生育作为村民自治和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民主公开、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达到村（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标要求。
第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明确一名负责人主管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执行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计划生育宣传教育、避孕节育措施及奖励等各项工作所需经费；确定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或者专、兼职人员，督促做好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工作，保证人口计划的完成；保障实行计划生育职工的合法权益；把计划生育纳入群众性的创建文明单位的活动，将是否达到计划生育规定指标，作为评优的重要条件。
第十一条 已婚妇女年龄在24周岁以上或晚婚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年满23周岁初婚妇女，生育第一个子女时不满24周岁的，可享受晚育待遇。
第十二条 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再生育的，生育间隔时间为4年以上，即前一个子女出生后满4周岁，才能再生育下一个子女。因患不孕症5年以上，依法收养了一个子女后，又恢复生育能力并要求生育一个子女的，不受间隔时间限制。
第十三条 依法要求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凭《结婚证》在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办理一孩《计划生育证》；依法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由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报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办理二孩《计划生育证》。
第十四条 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手续齐全并要求生育子女的夫妻提出办理《计划生育证》的，应在申请之日起30天内给予办理。
第十五条 “非遗传性病残儿”鉴定，必须由病残儿父母提出书面申请，经父母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核实，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部门签署意见，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提交地、州、市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由地、州、市计划生育病残儿医学鉴定小组进行鉴定；对本地、州、市无法鉴定的疑难病症，由地、州、市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报请省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由省计划生育病残儿医学鉴定小组进行鉴定。
第十六条 要求进行计划生育节育手续并发症鉴定者，应持有效手术证明和病史资料，向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由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核实后报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签署意见，经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提交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小组进行鉴定。
第十七条 夫妻一方患有重度智力低下、遗传性舞蹈病、遗传性小脑运动失调、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遗传性肌强直、先天成骨不全、全身白化病、血友病、先天性全色盲及其他再发风险高的遗传性疾病，不宜生育。
第十八条 本省居民与香港、澳门居民，台湾同胞以及华侨和外国人婚后要求在省内生育子女的，必须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状况证明和在省内一方居民的生育证明，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在本省居民户籍所在地的计划生育部门办理有关生育手续。
香港、澳门居民，台湾同胞以及华侨和外国人婚前已有子女，以及本省居民与香港、澳门居民，台湾同胞以及华侨和外国人婚后生育的子女不在大陆定居的，不计算该子女数。
第十九条 节制生育应采取长效避孕为主的综合节育措施。已生育一个子女、无禁忌症的妇女，应在生育后第42天至第90天内落实节育措施；已生育两个子女的育龄夫妻一方，应在生育第二个子女后第42天至第90天内落实绝育措施；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十条 已婚育龄妇检对象应按省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每年到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或经计划生育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接受4次免费孕情、环情检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应为其提供生殖健康优质服务。
第二十一条 医疗单位或各类诊所在明知生育对象不能出具合法《计划生育证明》，要求进行妊娠期保健或分娩时，要报告当地计划生育部门。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一方或双方晚婚、晚育的，可享受下列休假：
（一）晚婚假：国家规定职工婚假为3天，晚婚的，再增加10天，共计13天；
（二）晚育假：在产假期间未办理《独生子女证》的，女方除享受《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产假90天外，再增加30天，共计120天，男方享受护理假7天；在产假期间办理了《独生子女证》的，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产假90天外，再增加90天，共计180天，男方享受护理假7天。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落实计划生育节育措施的，自手术之日起，可享受下列节育手术假期：
（一）放置宫内节育器，休息2天；重体力劳动者，一周内不安排重体力劳动；
（二）取宫内节育器，休息1天；
（三）输精管结扎，休息7天；
（四）单纯输卵管结扎，休息21天；
（五）人工流产，休息14天；人工流产同时结扎输卵管，休息30天；人工流产同时放置宫内节育器，休息16天；
（六）中期终止妊娠，休息30天；中期终止妊娠同时结扎输卵管，休息40天。
第二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颁发《独生子女证》，并按《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享受独生子女奖励和优惠待遇：
（一）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不含双胞胎、多胞胎）的；
（二）独生子女死亡后，符合生育政策再生育一个子女的；
（三）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丧偶后，抚养子女一方再婚，另一方没有生育过子女的；
（四）夫妻婚后不育，依法只收养一个子女的。
第二十五条 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农村二女结扎户，除按《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执行外，还可获得以下奖励和优惠待遇：
（一）具有本省农村户籍，长期居住在农村的独生子女户、二女结扎户的女孩考生，参加全国普通高考，录取时给予加10分的照顾；
（二）有条件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可酌情补助或减免独生子女户和农村二女结扎户的子女入托费、医疗费等，并免收9年义务教育期间的杂费；
（三）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按规定退休的，加发百分之五的退休金，但不得超过本人原标准工资。
第二十六条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和独生子女保健费的承担，除执行《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外，同时执行以下规定：
（一）聘用一年以上的合同工，由用工单位承担；
（二）丧偶后没有再婚的，由抚养子女一方单位全部承担；
（三）夫妻一方在读全日制研究生的，由另一方单位全部承担；
（四）夫妻一方被判刑的，由另一方单位全部承担；
第二十七条 在县以下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企事业单位计划生育岗位上连续工作20年以上，并获得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的专职人员，退休时给予一次性奖励。
逐步提高县、乡两级计划生育岗位上工作的专职干部的岗位津贴。
第二十八条 突破当年人口计划的地方，对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按“一票否决”制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的，视其计划外生育子女的个数和情节轻重，对夫妻双方分别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农民计划外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上一年该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至3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按4至5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二）城镇居民计划外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上一年该县（市、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2至3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按4至5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三）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以及从事其他各类经营活动的人员，计划外生育一个子女的，按本人现居住地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或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的4至6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按7至10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符合办理《计划生育证》条件，无正当理由未领取《计划生育证》怀孕生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的，处以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以下处罚：
（一）子女出生后90天以内不及时落实节育、绝育措施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不及时落实补救措施的，除责令改正外，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三）拒不接受孕情、环情检查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罚：
（一）对使用假节育手术证明、生育证、婴儿出生证、婴儿死亡证、病残儿鉴定证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三）对故意包庇、隐藏计划外生育对象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对出生婴儿去向不明又提供不出有效死亡证明要求再生育的，暂不安排生育计划；计划外生育的，按照《条例》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对已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夫妻，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再生育的，其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和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发放单位收回；原发放单位已不存在的，由本人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收回，用于计划生育事业。
第三十五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使计划生育受术对象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落实节育、绝育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并造成计划外生育的，对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每例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办理《计划生育证》的，由其上一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的，对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张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学 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身体维权 弱势群体 舆论监督 利益失衡 司法失信
内容提要: 身体维权现象伤害了人们传统的伦理感情，暴露了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削弱了公权力机构的公信力。它反映的社会及法治问题，如司法低效、司法不公、诉讼成本过高、弱势群体法律意识淡薄、心理扭曲、媒体失声等，已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构建。身体维权危机的缓解还需构建维权主体与裁判主体的良性互动框架，从公民意识、社会福利、维权渠道、舆论监督等多方入手，所需措施是规定性的，但更主要的是建构性的。


“身体维权”一词源自2009年12月31日期的《南方周末》篇名为《身体维权者：悲情维权的灰色隐喻》的文章，其中以孙中界、张海超、唐福珍三人为身体维权者的典例：“孙中界砍下手指向‘钓鱼执法’说不，在维权所抵最高处留下标记；张海超为求真相开胸验肺揭穿谎言，以满腔的炙热映衬外界的冰冷；而唐福珍为抗拒拆迁最终点燃自己。他们以鲜活的生命为权利而抗争，在刀锋和火焰中追求正义，他们是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是权利运动的悲情践行者。”[1]

近些年来，“身体维权”事件频发，且呈上升的趋势。笔者发稿的当月，又听闻两起身体维权事件，足见该问题的紧迫性；4月20日，湖北鄂州王锦兰因拆迁问题，在房屋前自焚；4月22日湖南株洲王家正在司法强拆中自焚。弱势群体何以不通过制度救济，而以减损人格权利来实现自身财产权利，其中折射出的法制与社会问题，让人深思。

一、身体维权的界定

身体维权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农民工、强拆对象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自身的权利诉求(以财产性诉求为主)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以自残、自杀等非理性方式牺牲自我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的途径，以期唤醒舆论的关注和社会关怀，左右权利进犯者的舆论压力和坏境，迫使其自我修正或自上而下进行强制性修正，全过程涉及维权主体、侵权主体、权利诉求主体、舆论媒体等多方主体。

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2](P27)私力救济是相对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而言的，它包括请求、自助和自卫等方式。

如上文所述，身体维权的本质，是一种非暴力性、对己性的私力救济，是一种游离于司法程序以及社会伦理之外的个体正义实现方式，它具有如下特点：

(一)侵权者、维权者法律地位的强与弱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在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弱势群体可分为两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3](P153－154)

身体维权现象中，维权者多是以农民工、司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而侵权者多是以城管、拆迁办、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权力机构。一强一弱的社会资源占有量差所显示的权利张力，迫使身体维权者以放弃宝贵的人身权利的激进方式进行自我的权利诉求，这才爆发出身体维权这一非理性维权手段。

(二)维权者对人格权、财产权的舍与求

身体维权主体所欲保全的，多为被克扣的工资、存身立命的房子或伤残赔偿和补助，他们愿意付出的维权成本，却是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

这样的反理性的抉择，其原因乃是因为对社会极弱阶层的弱者而言，所涉财产已攸关生存，财产权已抽象为基本人权，重要性与人格权利并无差别。制度无法保护那些在市场大潮中不幸者，使他们深陷困顿面临溺毙的危险。弱者的财产并没优先用于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在弱势群体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殆尽之时，他们也便失去了身为一个人，身为公民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没财产就没权利，也就没有重新起步的机会，这也解释了身体维权现象的反伦理性。

(三)侵权者的内部纠错自觉性与外部舆论影响性

私力救济的急迫性，不容当事人考虑漫漫冗长的司法路径，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对制度维权的不信任，导致身体维权者转而求助社会，以自残的方式影响舆论。舆论的准确发音是身体维权成功的前提，社会导向能帮助社会公众站在弱者方给予侵权者无形的压力。另外，由于身体维权全过程无第三方主体的中立居间裁判，纠错过程往往是侵权主体自我式或自上而下式的纠错，维权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宜黄自焚事件为例，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共发两百多条微博，在其微博粉丝的不断转发下，网上放大效应凸显，并加速了宜黄事件责任处置。后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宣布免职。江西财经大学传播学教授王玉琦说，如此严厉的问责尚无先例，很大程度上是微博与媒体的力量所致。[4]

二、身体维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一)法伦理观念的混乱

以生命权、身体权为核心的人格权相较于财产性权利更重要，这是法律对人类伦理观念在规则上的确认。

对生命权和身体权的损害往往不可回复和不可逆转的。生命权的存在是一个自然人立足于群体的先决条件。生命的丧失将导致主体对己财产的终局性丧失，而身体权的缺陷也必然影响自然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利益享受带来的愉悦感。对其的侵害，法律仅能通过强制或者赔偿给与受害人心理平衡。而财产权却是类型无尽且不能被穷尽列举，具有强替代性。对财产的侵夺，法律能轻易地将利益失衡回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人格权和财产权的轻重分野，已经伦理化为一种公众的道德认同。在身体维权现象中，不仅侵权者侵犯了由法律所维持的社会秩序，维权者将二者轻重倒置的非理性行为更伤害了伦理观念，打破了道德的底线，伤害了人们秉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

(二)利益失衡的暴露

身体维权事件从根本而言，是社会利益失衡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在社会关系中的案例化体现。弱势群体从社会中所得的利益太过有限，没有多余资源以供支配，仅有财产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和人格尊严的底线。为富者的不仁，社会保障制度的孱弱，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部分法律在价值取向上未有倾向性保护，导致了弱者们无法通过规范途径去与强势群体进行利益协调，最后只能通过私力救济以死、残相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