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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贺政办发〔2007〕78号

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贺州市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副处级以上单位：



　　市财政局、教育局、民政局、制定的《贺州市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实施细则》已经市政府二届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一日



贺州市资助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新生入学实施细则



贺州市财政局 贺州市教育局 贺州市民政局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条 为帮助我市每年高考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以下简称贫困新生)顺利入学，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厅教育厅广西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06〕154号）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资助工作以县（区）为基本工作单元，以考生所在中学为具体实施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是资助工作的最终责任人，财政、教育及民政、扶贫、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力合作，真抓实干，确保辖区内没有一个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赴校入学。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成立资助贫困新生工作领导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和推进全市的资助工作。组长由市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担任，成员由教育、财政、民政、扶贫、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组成。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县（区）也要结合实际，建立资助贫困新生工作领导协调机构，统筹、协调和推进本县区的资助工作。



　　第四条　各相关部门要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主导作用，整合各方资源，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资助贫困新生，形成资助合力，确保贫困新生得到有效资助。



　　第五条　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建立入学补助资金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相关部门及社会捐助以帮助学生到校后顺利完成学业为重点的专项资助体系。



　　市财政设立贫困新生入学补助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入学补助资金)，列入市本级财政预算，对贫困新生入学给予适当补助。



　　各县（区）人民政府必须根据本县区大学新生的家庭贫困状况，在本级财政预算中专项安排入学补助资金。



　　第六条　各级教育、民政、扶贫、工会、共青团妇联及社会各界结合各自的工作职能，积极筹措资助贫困新生的经费，尽可能与财政专项资金统筹安排用于对贫困新生入学补助，也可结合本部门的工作特点开展专项资助活动或拓宽资助的范围和项目，但需将资助情况及时报送本级资助贫困新生工作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以便统筹考虑辖区内整体资助工作的安排，避免重复。



　　第七条 入学补助资金的补助对象：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录取的高中(含职业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根据学生家庭的贫困程度，优先资助孤残学生、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学生、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烈士子女、落实计划生育家庭贫困学生、单亲贫困家庭学生、农村绝对贫困或低收入家庭学生、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和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等。



　　第八条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按照自治区规定做好贫困新生入学补助资金的管理和发放工作。



教育、财政部门要在同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统筹用好自治区、市下达的补助经费及本级财政安排的经费。上级补助后不足的部分主要由同级财政承担，也可以多渠道筹资解决入学补助资金的用途和标准：主要用于一次性补助贫困新生从家庭所在地到被录取院校之间上学所需路费及入学后短期的生活费用。根据录取院校的所在地域和距离远近，补助标准如下：区内院校录取的贫困新生不低于400元／生；长江以南区外院校录取的贫困新生不低于500元／生；长江以北区外院校录取的贫困新生不低于600元／生。



　　第九条 贫困新生的界定由市和各县（区）考生所在的中学负责。各校要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民政、扶贫等部门的指导、协助下，统一明确贫困学生的界定标准、界定材料的种类及格式，并对在校生的贫困家庭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建立起参加高考贫困毕业生资料档案库，为高考结束后，及时对贫困新生提供入学补助资金资助及其进入大学后继续获得后续资助做好材料准备。贫困家庭的界定由市、县（区）民政部门负责签署意见。



　　第十条　每年度，市财政局、教育局根据市和各县（区）上年度高考新生录取人数的情况，综合考虑当地的贫困程度和录取院校的地域分布等因素，将自治区及市本级入学补助资金分配下达县（区）。



　　第十一条　市直各中学、各县（区）要本着实事求是、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已建立的高考毕业生档案资料库中，按辖区及中学隶属关系，组织中学根据学生的贫困程度，遴选符合条件的受助学生，并按规定程序予以公示，在报财政、教育、民政部门审核批复后，按照有关补助标准将入学补助资金立即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让受助学生能在赴录取院校前拿到入学补助资金，确保贫困新生顺利入学就读。发放工作必须在普通高等院校开学前完成。



　　第十二条　有资助学生的各中学要将受助学生的相关资料整理归档(包括受助学生姓名、录取的高等院校名称、录取通知书复印件、补助标准和金额、签领经费的凭证等)，并建立跟踪管理受资助学生的制度。如发现有领取入学补助资金后，不到学校报到注册的，学校要负责追回所补助的资金。



　　第十三条　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入学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当年资金有结余的可结转下一年度使用。任何部门、学校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挤占、挪用入学补助资金和出现徇私舞弊行为。要定期进行审计，如有上述行为的，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资助工作统筹力度，积极鼓励、支持和协助扶贫、民政、工会、共青团、妇联、农信社及相关社会慈善机构、企事业单位开展捐资助学工作，特别是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入学报到后能顺利完成学业。



　　第十五条 市和县（区）资助贫困新生工作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对获资助的贫困新生出具资助证明，注明其获资助的情况(包括获其他渠道及社会捐助的情况)，便于录取院校了解掌握学生的受助情况及为贫困新生到校后申请其他资助提供依据。



　　第十六条 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使每个参加高考的学生都了解党和政府的资助政策。特别是在每年高考招生期间，各地、各校一定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和毕业生广泛宣传对贫困新生的资助政策，使资助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确保贫困新生资助工作深入开展。



　　第十七条 市直各部门、各县（区）要严格按照本实施细则要求，认真做好相关工作。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必须将本年度的资助工作，包括入学补助资金的使用、受资助者的情况汇总，资助工作的开展等形成专题报表上报市人民政府，由市人民政府于当年10月30目前将工作落实完成情况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时抄送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
　　市人民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入学补助资金的发放管理工作进行抽查。



　　第十八条 各县（区）要根据本办法及时制定本县（区）的实施办法，并报市财政局、教育局备案。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财政局、教育局、民政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科技立法的六大误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的几点建议

袁国顺

误区之一：强调科技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科技法作为法律的普遍性的要求和特点。法律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国家强制性、普遍性和程序性的外在特征。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在强调调整方法主要是肯定、鼓励、倡导的同时，忽视了法律的 国家强制 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以《科学技术进步法》为例，三十多条应为模式中只有二条有对应的违法后果，致使大多数应为模式得不到法律约束力的保障，对于应为模式不作为 的行为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干涉。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包含表现着普遍性。矛盾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就会丧失它原有的共同性质而具有另一类事物的共性。笔者认为，科技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不同于一般的调整方法，侧重于鼓励、引导、倡导，等等，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法律的普遍的调整方法，即检查、强制、制裁等法律手段。也就是说，科技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离不开法律的普遍性特征，离开了法律的普遍性特征，科技法也就不是法律了。
科技法律之所以要体现强制性的特征，不仅因为作为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应这样做，而且在于科技发展规律都表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即具有一种由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所决定的非遵守不可的强制性。科技法律失去了强制性的特征，也违背了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
误区之二：在借鉴外国科技立法经验的同时忽视了科技法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国情是：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具体到科技方面的国情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 战略思想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在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阻碍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不利因素，多数企业还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全社会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还未 形成，科技投入过低的状况尚未改观，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等等。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外国不一样，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和外国不一样；干部的管理体制、机制和外国不一样；人们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和国企领导在对于科技投入、科技人才、科技政策和创新的制度环境等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待提高，观念上还有待更新；我们要实现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还必须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国家在科技进步的措施上还急需强化：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必须有科技进步的法律规范；对于地方人民政府必须有科技投入的法律规范；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必须有明确的违法后果。
误区之三：在注重科技规划的同时忽视了科技行政法建设，放弃了依法行政和科技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在1999年就撰文指出：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技术自身的演进，而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数十年来我们制定了许多科技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存在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而没有在作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吴先生所讲的“制度”，实际上是指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他认为我国科技规划不少且存在问题，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滞后。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科学技术进步法》中的大量篇章是科技规划和布局，而科技进步的法律措施却过于笼统和简单，甚至没有地方科技执法的主体——在《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都没有明确地方人民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体现在法律条文中，更重要的是能够实施和落实，达到构建科技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之目的。因此，科技行政执法必须作为法律措施之一在科技立法中予以重视。美国奥多比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最近讲，两年前韩国签发总统令打击盗版，是亚洲国家中打得最凶的，由此净化、清理了软件环境，打出了两万家软件公司来做电子商务软件，使韩国 的软件技术接近……美国。我国国务院发文鼓励发展软件，但更多的是注重降低税收，而对于光盘盗版给软件业每年造成几十亿元的损失打击不力。难怪国内软件企业的老总们说，我们宁可不要政府降低税收，而是更盼望政府创造一个保护正版软件的环境。由此可见，科技行政执法多么必要！
科技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赋予了各级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科技行政管理必须依法行政。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法》就是科技行政法，但该法却缺乏科技行政管理的手段、方法和程序等内容，致使科技行政管理无法依据法律来操作，也使科技行政立法成为“夹生饭”。
误区之四：就科技论科技，见物不见人，未能体现“以科技人员为本”的科技立法原则。江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科技立法要体现这一思想，就应把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一方面，科技人员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传播者，科技人才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处于战略地位的最重要的资源，推进科技进步首先要抓住人才这个关键。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当然也包括科技人员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是指 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自由而又充分的发展。对于推进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来说，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状态，而且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状态。因此，满足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学习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既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又是包括在社会发展目的中的科技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不能把科技人员当作“工具”、资本或异己力量来利用，而要把科技人员作为资源和骨干力量来保护，从而把科技进步和科技人员的发展并列作为目标。事实上，科技人员在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的同时也在开发自己，全面发展自己的潜能。可见，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和科技进步是互为目标和条件的。
科技法律是调整科技社会关系的，“以人 为本”应是原本之意，理所当然地应把推进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目标 。现有的科技法律没有体现这一要求，重视“事”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或者说没有把人的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对于诸如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终身教育问题，科技交流和人员流动问题，价值衡量和权益保护问题都没有涉及或缺乏实质性内容。

误区之五：法律之间缺乏衔接，系统性不强。一是科技法律体系不完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六十一条要求制定实施办法，可至今没有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也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至今在国务院的科技立法中没有“条例”。《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法律的“母法”，应该是其他科技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的立法依据，但事实上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二是其他法律和科技法律不配套。由于科技法律的立法层次低，其法律效力低于《预算法》、《工业企业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在涉及科技投入方面没有硬约束力。三是科技法律的空白点不少。比如没有科学技术普及法，信息网络法，科技投入法，科技人员权益法等等。

误区之六：未能适应科技的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要求，科技立法中群众参与不够，专家研讨不够，舆论宣传不够，致使科技立法缺乏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成为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综观我国科技立法的效果，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科技法律的知名度太低，有关司法实践中不会把《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法律依据；不少企业的科技人员不知道有《科学技术进步法》；书店里有很多法律单行本，惟独没有科技法律的；即使有也无人问津，因为这些科技法律不实用。尽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主要与我们科技管理部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有关。我们往往局限于“小”科技圈子里研究问题，而不善于在大科技背景下组织“公关”；我们在做“事”方面不辞劳苦，而在对外协调、做人的工作方面却过于简单；我们习惯与科技专家打交道，而较少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律学家联系……只有社会各界对于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管理和科技法律的认识符合科技的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要求时，科技法律建设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走出科技立法的误区 ，关键在于以江泽民科技学说指导科技立法，适应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中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客观要求，处理好法律的普遍要求和科技法律的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依法行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坚持以科技人员为本的原则，坚持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为主的科技体制改革方向，通过制度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作者：袁国顺 湖北省襄樊市科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