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亲告罪”或“告诉乃论”问题的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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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苏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 78 号



《苏州市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已经 2004 年 7 月 14 日 市政府第 31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 杨卫泽


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苏州市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信用建设，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增强全社会的信用观念，推进本市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以及社会化服务，改善苏州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以及吊销、注销的企业，其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使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是指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关于各类企业的信用记录，以及企业自身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与信用有关的信息。

前款所称企业，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国家机关主要是指工商、财政、国家税务、地方税务、劳动和保障、质量技术监督、药品监督管理、建设、环保、水利（水务）、广电、公安、物价、房管、卫生、城管、海关、人民银行等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人民法院。

有关单位是指法律、法规授权和行政机关依法委托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组织。

第四条 苏州市人民政府信息管理机构（以下简称信息管理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指导、组织和协调。

第五条 苏州市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信用信息中心），具体负责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使用、管理工作，并承担苏州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建立、日常维护和管理。

第六条 依据本办法建立的苏州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归集、整合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实现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信息互联和共享，为行政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服务，并为社会提供信息查询服务。

第七条 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使用、管理，应当遵循客观、公平、公正和规范的原则；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保护个人隐私。

第二章 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

第八条 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是指信用信息中心对企业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分类、整理、储存，形成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活动。

第九条 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包括信息提供单位提供和企业自行申报两种方式。

信息提供单位是本办法第三条第三款、第四款所指的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信息提供单位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市政府确定的具体项目、范围及标准，及时、准确地向信用信息中心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企业信用信息。

企业可以自行向信用信息中心申报关于本企业资质等级、产品及管理体系认证、商标注册及认定、银行资信等级、企业或者产品获得的合法荣誉以及其他请求记录的信息。企业自行申报信用信息，应当向信用信息中心提供原始的证明材料。

第十条 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的范围：

（一）企业基本情况：注册号，组织机构代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企业类型，行业，登记注册机关，成立日期，经营期限，开户银行及账号、是否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务登记证号，核算方式，税务登记验证和换证情况，纳税人性质和税务管理状态，企业联合年检情况，进出口经营资格等；

（二）企业经营情况：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实收资本，产值，营业额，税后利润，亏损额等；

（三）企业资信情况：资质认证，资格认定，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用评级情况等；

（四）企业获得行政许可以及实施行政许可的相关信息；

（五）所有进入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不良信用记录；

（六）企业同意披露或者法律、法规未禁止披露的其他信用信息；

（七）提供单位按规定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十一条 信息提供单位依法收集的企业信用信息，应当在信用信息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提供给信用信息中心。已提供并公示的信用信息变更或者失效的，原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在信息变更或者失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提供修改、删除的意见。

第十二条 企业信用信息的录入、更改、增加、删除，必须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为依据。

信用信息中心不得擅自更改企业信用信息。

第三章 企业信用信息的披露

第十三条 企业信用信息披露包括企业信用信息的公示和企业信用信息的查询。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是指信用信息中心将信息提供单位所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经过整合后，按照信用信息管理的有关规定，将重要信用信息予以公布的行为。

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是指社会公众可以按照信用信息管理的有关规定，通过查询途径获取所需相关的企业信用信息的行为。

第十四条 企业信用信息通过苏州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披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直接查阅公示信息，或者按照信用信息查询的有关规定，通过苏州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相关的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五条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范围：　

（一）良好信用记录：重大奖励，“重合同守信用”资料，驰名、著名及知名商标资料，市级以上名牌产品资料、国家免检产品资料、劳动保障信誉等级 A 级、法定代表人荣誉记录等；

（二）一定期限内的不良信用记录：被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偷逃骗抗税，制假售假，恶意逃废债务，利用合同诈骗，不正当竞争，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和违法使用童工，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法情况及受行政处罚情况；　

（三）企业环境行为定级信息；

（四）企业同意披露或者法律、法规未禁止披露的其他信用信息。

第十六条 企业信用信息查询范围包括身份信息、良好信息、提示信息和警示信息。

第十七条 身份信息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登记注册的基本情况；

（二）企业取得的专项行政许可；

（三）企业的资质等级；

（四）行政机关依法对企业进行专项或者周期性检验的结果；

（五）行政机关依法登记的其他有关企业身份的情况。

前款规定的信息包括登记、变更、注销或者撤销的内容。

第十八条 良好信息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受到县级以上行政机关有关表彰的情况；

（二）被评为各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称号的；

（三）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江苏省著名商标”和“苏州市知名商标”的；

（四）被认定为“中国名牌”、“江苏名牌”和“苏州名牌”的；

（五）被金融机构评定为“ AAA ”信用等级的；

（六）企业环境行为被环保部门定为绿色或蓝色的；

（七）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评定为劳动保障信誉等级 A 级的；

（八）被税务机关评定为 A 级纳税信用企业的；

（九）通过各类质量标准认证以及产品被列入国家免检范围的；

（十）被行政机关认可在一定期限内免于行政检查的；

（十一）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和有关单位认为可以记入的企业信用的其他良好信息。

第十九条 提示信息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因违法行为受到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以及暂扣营业执照、许可证行政处罚的；

（二）企业申请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行政许可事项时，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

（三）企业未通过法定的专项或者周期性检验的；

（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无相关执行标准的；

（五）企业环境行为被环保部门定为黄色的；

（六）企业欠缴规费的；

（七）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和有关单位认为应当通报的企业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条 警示信息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因违法行为受行政机关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处罚的；

（二）企业被责令停产停业行政处罚两次以上或在两年内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罚款、没收行政处罚的；

（三）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行政许可事项的；

（四）企业因违法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企业环境行为被环保部门定为红色或黑色的；

（六）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数额较大以及违法使用童工的；

（七）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的；

（八）企业其他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

第二十一条 警示信息还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下列内容：

（一）对本企业严重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

（二）正在被执行刑罚的；

（三）因犯有贪污、贿赂罪、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其他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其他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3 年，以及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的；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对企业因经营不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的；

（五）个人负债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能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属于依法限制企业有关注册登记、对外投资、行政许可以及资质等级评定等方面的提示信息和警示信息，公示期限为 2 年。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限制期限的，公示期限从其规定。公示期限届满，信用信息中心将不再作为信用信息对外公布，但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查询获得相关信息。

第二十三条 对于企业非故意性的轻微违法行为，经企业书面申请，并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核认可，可以不记入提示信息。

对因违法、失信行为已造成信用缺失的，企业可以通过采取实质性整改措施进行信用修复，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核认可，信用信息中心可以对其缩短网上发布提示信息和警示信息的期限，但提示信息最少不得少于 6 个月，警示信息最少不得少于 1 年。

第二十四条 披露企业信用信息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公开的其他内容，不得披露。

第四章 企业信用信息的异议处理

第二十五条 企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信用信息中心披露的有关信用信息有差异的，可以书面形式向信用信息中心提出异议，也可以直接向信息提供单位提出变更或者撤销记录的申请。　

第二十六条 信用信息中心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核实相关信息的准确性。若与提供的原信息不一致的，应当立即予以更正；若与提供的原信息一致的，应当书面告知异议人向信息提供单位申请更正，并同时抄告信息提供单位。

信息提供单位应当自收到异议人更正申请书之日起或者自收到信用信息中心抄告通知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做出相应的处理，并书面答复申请人，同时抄告信用信息中心。信用信息中心按照信息提供单位的书面答复处理。　

第二十七条 对信息确有错误以及被决定或者裁决撤销记录的，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及时变更或者解除该记录；因重大信息错误给企业造成损害的，企业可以依法要求责任单位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 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

第二十八条 信息提供单位可以通过政务专网登录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提供或者查询信息，实现企业信用信息的互通与共享。

信息提供单位使用企业信用信息实行等级制度，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 , 不得滥用 , 不得违法限制企业经营活动。

其他单位和个人查询企业信用信息，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实行有偿使用。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和有关单位在日常监督管理、企业资质等级评定以及周期性检验和表彰评优等工作中，应当按照企业信用信息的记录，作为依法管理的依据。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和有关单位对没有任何提示信息、警示信息或者有多项良好信息记录的企业，可以采取下列相应的激励措施：

（一）可以减少对其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抽查；

（二）在周期性检验、审验中，当年度予以免检、免审；

（三）在政府招投标时，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和有关单位对有提示信息、警示信息记录的企业，应当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必要时可以实施下列信用监督：

（一）进行重点检查或者抽查；

（二）不将该企业列入各类免检、免审范围；

（三）不授予该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关荣誉或者称号；

（四）不予出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所需的合法经营证明；

（五）在政府招投标时，不予纳入或者取消其供应商资格。

除前款规定外，法律、法规、规章对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限制登记注册、对外投资、行政许可、资质等级评定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的各类表彰评优、政府招投标等活动中，企业应当提供由信用信息中心提供的信用记录报告或者合法的信用评估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三条 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申报信用信息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由信用信息中心将该行为记入提示或者警示信息。

第三十四条 信息提供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按时提供或者变更企业信用信息，或者因工作差错提供错误信息，造成当事人直接损害的，由信息管理机构提请有权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信用信息中心违反本办法，在采集、披露、使用和管理企业信用信息中出现差错或者失误，对企业造成重大影响或者损害的，由信息管理机构提请有权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信息管理机构、信用信息中心和信息提供单位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外商投资企业驻苏办事处等单位的有关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使用和管理等活动，参照本办法。

个体工商户的信用信息管理参照本办法。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


陈芳.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 郑景元 广东韶关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提单/法律性质/有价证券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根据英美法系下提单是“documentalof title”的经典表述，提单的法律性质一直被误译为物权凭证。然而，提单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使命是转让和流通，提单的流转性正是源于财产交易高速流转的要求，形成于农耕时代以对财产的所有和利用为目的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法律概念无法容纳提单的法律性质，只有形成于近代的以其“权利证券化”的法律技术性设计满足了现代财产交易无极限的需求的大陆法系法律概念有价证券，才能吻合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运作机制，其发展机理与提单“documentof title”性质认定如出一辙。因此，“documentof title”和“有价证券”的内涵基本相通，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


为突破海上运输合同相对性的限制，使收货人获取对承运人的独立诉权，保障收货人的利益，以利提单的转让流通，英国判例于十八世纪将提单描述为“documental of title”。其后，英国1889年代理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均在“documentof title”外延中列举了提单，于是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遂被视为是提单法律性质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在八十年代初期被翻译为中文“物权凭证”。[1]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提单的法律性质即被约定俗成指称为“物权凭证”。然而这种名不副实、指鹿为马式的翻译，混淆了提单的法律实质，不仅使提单法律性质成为海商法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最富纠结的理论问题，也困扰着提单海事、海商司法审判实践。本文认为，因提单争议所生的诸多纠纷，其提单相关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明确界定、法律责任的定性，均无法绕开提单法律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提单法律性质更是构建与完善提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点。而大陆法系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与“documental of title”内涵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将提单定性为有价证券，将提单法律性质古老的表述“documentof title”与新的能反映其本质归属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在中国法律理论下实现有机的对接，不仅可以为提单“documental of title”的译文正本清源，拂去其误译为“物权凭证”的尘埃，还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的本来面目，使提单的法律性质名至实归，实现理论上的圆通，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提单的诸多立法及实践问题。因为，提单法律性质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提单在经济生活、法律制度中的客观现象予以深层的揭示，力求发现提单在法律生活中的本质归属，进而有效指导提单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所有法律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融合有体物、无体物二者之间的优越性，为财产的交易流转提供极大的技术支持
有价证券概念在大陆法系率先被德国学者提出，其主旨就在于将可流通的权利证书与普通的合同性权利文件相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对财产的占有不仅是为了使用财产，而更重要的是将财产投入流通领域，获取增值的价值，所谓“贸易乃财富的源泉”，因此，财产的流转、交易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之魂。这种交易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权利的移转。为了实现权利的移转，才导致现代商品经济生活中把权利表现在证券上，形成有价证券。[2]
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有体物与无体物，克服二者之间的交易障碍。一方面，有价证券使权利这种无体物得以有体化。权利是抽象的，不易表现于外，不易为人所感知，将只能通过思维去想象的“合同债权、请求付款人支付一定金额”等无体权利记载于有价证券，权利就附着在证券上了，无体、抽象的权利被表现在具体的证券之上，权利就获得了一定的实物形体，能被人感知，抽象的法律关系遂可确定地表现于外，易于为人识别，满足了交易主体心理安全的需要。虽然这一形体并不是权利本身，但交易的标的——权利通过其上的物质载体——有价证券为其表现形式，使不易为人所感知的抽象的、无体的权利具有了可以明确感知的公示手段，这样，通过将无体的权利附着在有体的证券（凭证）上，使权利与证券相结合，权利化体为证券的“权利证券化”现象能够有效克服无体物不能感知而导致的交易安全不充分的心理缺失感，使无体物的交易安全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有价证券使对有体物的权利得以表征化。如货币的物理外观表现为有体物，但货币这种“占有即所有”的特殊的法律性质，使商人们从事交易用以支付时而携带货币，变得极不安全，因此，在长期的商事交易中，商人们逐渐发展出商事惯例，即将货币存放于专业银行，再与银行签订支票使用合同，一俟交易完毕需要支付时，即签发支票，以支票的交付代替货币支付，商事主体就避免了存放与携带现金货币的不便，货币不必随时随单个交易而位移，可存放于保管安全条件较完善的金融机构，支票就记载、表征了可向存放货币的银行请求交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货币给付请求权已表征化为支票，拥有支票证券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支票所记载的请求支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这种支票上记载的“货币给付请求权”与支票密不可分，债权化体为物权，支票的转让即意味着支票权利转让，借着支票这个证券的外观，支票所表彰的债权转让就方便、简单，简化了债权转让的程序。
仓单也是如此，通过将占据巨大空间、存放在仓库不便移动的货物的全部权利记载于仓单这张“证券纸”上，拥有仓单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对仓单所记载的请求仓库交付存放货物的债权，交付仓单即意味着与交付仓单所记载货物同等的效力，存放在仓库、不便移动的货物在转让交易过程中，无需象一般未被表征为证券的货物那般必须通过货物的实际交付位移，才能发生货物转让交易的法律效果，反之，存放在仓库的货物借由仓单这个有价证券的创制，通过仓单的交付转让而实现了自身的交付转让，于交易的完成具有了极大的便利性，极大地节约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商事活动。
从支票、仓单得以创制的商事实践来看，有价证券就是将并无明显外观表现的债权，赋予其以证券这一明显的外观，即将无形的债权记载于证券纸面之上，给权利披上证券的外观，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物”，能通过证券这个物的简单占有变动来实现“物”所表彰的权利转移，拥有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对证券所记载权利的所有权，从而使无体的权利能够如同作为动产的物一样，轻易进入到权利义务变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完成转让，形成流通，这种“权利证券化”的设计，简化了流通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交易的发展。因此，财产的证券化使得抽象、复杂的法律关系变得具体而简单，使得固定的法律关系流动化，使财富实现空前的流转利用，不仅满足现代社会财产资本化的需要，也为大规模信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于经济生活功莫大焉。故台湾已故著名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曾指出：“将一切财货使之证券化，而谋资本之流通，为现代经济生活之趋势，从而关于有价证券之法律关系，占有重要之地位。”[3]可见，将财产“化体”为有价证券，为财产的交易流转提供了极大的技术上的支持。
二、有价证券的实质是债权的证券化，使证券与证券上的债权合体导致的有价证券的流通性，既成为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也是判定提单等其他的权利证书是否构成有价证券的基本标准
权利证券化过程乃是对包括有体物、无体物的财产的潜在金钱价值、资本价值的表征化过程。财产为一个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机结合而成的整体，依严密的逻辑推理，表彰财产价值的有价证券既可以承载财产价值的整体，亦可以单独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有价证券或者表彰概括的财产价值，或者单独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而没有单独记载财产使用价值的有价证券。个中缘由大致在于，使用价值的移转旨在有效利用财产的实体以提高财产的利用效率，而有价证券重在促进财产的流通，若有价证券仅记载使用价值，财产的实体利用目的势必难以实现。
因此，表彰财产价值的有价证券不以记载财产的使用价值为必要，无论是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抑或表彰财产的概括价值的有价证券，其核心均在于表彰财产的交换价值，也即一般情形下有价证券所表征的是财产交换价值的法律表现形式——权利，对有价证券所表征的权利进一步明确化，这种财产性权利，只能是债权而非物权，物权是不能被证券化的，即物权是不能通过证券来进行表征、记载的，物权对物支配的本质属性（即根据权利人自己的意志，无需通过他人的意志、无需经由其他环节即可直接对物进行利用处分）排除了物权的证券化，因为，一旦“对物支配的权利证券化了”，意味着物权主体行使其物权时必须经由证券这个环节，必须先行实现证券上的权利，始能实现其对证券上所记载所关涉的物的支配权，物权主体依其意志直达客观标的物直接支配其物的根本属性荡然无存。是故，有体物本身是不能被记载、被表征于有价证券上的，能被记载、被表征的只能是对在仓库、在途运输中被仓储人、承运人等所实际控制占有的有体物“请求交付有体物的债权”，因此，有价证券天然是与财产形式中的债权而非实体财产相结合的。[4]从最为典型完整的有价证券——票据的发展史中同样可以佐证这一结论，票据的产生正是源于对异地货币汇兑和商事支付的需求，其后其发展的各阶段都始终立足于付款请求权这一基础性债权。票据所发挥之经济功能，无论是支付手段、信用手段、融资手段都是建立在付款请求权的基础上，都是对付款请求权这一债权进行的发展与延伸。因此，财产证券化的实质就是债权的证券化，就此点，就足以说明提单“物权凭证”提法的不科学性和不严谨性。[5]
值得注意的是，财产的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为前提，没有使用价值的财产不可能有交换价值，表彰财产的交换价值的有价证券从根本上不能脱离财产的使用价值，只是其不必须将财产的使用价值记载于证券而已。所以，有价证券是以财产的使用价值为前提，主要表彰财产的交换价值的证券。有价证券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其为记载了一定权利的“一张纸”，而在于其所表彰的财产价值，若丧失了此财产价值，有价证券与一张废纸无异，因为有价证券是没有使用价值的。有价证券债权以证券所有权为前提，离开了有价证券所有权也就没有有价证券债权，有价证券所有权为形式，有价证券债权为内容，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物权、债权两种在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中泾渭分明的财产权经由有价证券而实现空前的。
有价证券通过将无形的财产性权利与有形的证券纸面相结合，拥有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证券上所记载的权利（债权），通过证券的流通实现其上所表彰的权利的流通，使权利这种抽象的、无体的财产的转让流通从形式上表现为其有体的证券转让、流通，使证券上所表彰的无体债权的转让、流通借由证券，在形式上表现得与一般物权的转让几无二致。比如，物权上的动产以交付为变动要件，不动产以登记为变动要件，而证券法一般规定，不记名的证券以交付为要件，记名的证券以登记为要件，动产物权和证券的交易方式非常类似，有价证券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无体动产。故日本民法典第86条第3款明确规定：“无记名债权视为动产”。通过有价证券的有效沟通，得以使无体债权的转让宛如动产，节约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商事活动，为权利形式的财产转让可以不再局限于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按照协议进行转让，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以更高频率进行转让，甚至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交易提供了技术基础。
因此，将债权与有价证券合二为一，使得两大类型的财产形态——无体物、有体物的各自优越性得以进行了沟通和融合，进而使财产的转让与流通在形式上体现为有价证券的转让或曰流通，[6]此既是有价证券的目的，也是有价证券存在的价值所在。申言之，将债权与有价证券合二为一，使得证券与证券上的财产（权利）合体导致的有价证券的流通性，既成为了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也是判定提单等其他的权利证书是否构成有价证券的基本标准。
三、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交付制度是提单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得以发挥经济功效的基石，而提单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则和提单的证券化息息相关
从提单的发展历史来看，提单最初表现为货物收据、运输合同的证明，其本是货物在海洋运输过程中，由承运人签发给货主或托运人证明其已收到运输的货物的收据。当货物在漫长的海洋运输途中，货物的所有权人为了转让、处分在途运输的货物谋取经济利益，便会面临因与货物的空间分离，未能现实地占有货物而无法完成货物转让所必须的交付环节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人、货分离导致的贸易障碍，以追求利润为其天职的商人们，如同仓单一般，逐渐发展出以交付提单代替货物交付的商事实践。通过将处在海洋运输途中，不能在陆上因交易而实时地实行交付的货物的全部权利记载、表征于提单这张“证券纸”上，拥有提单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对提单所记载的请求承运人履行的提货请求权，交付提单即意味着与交付提单所记载货物同等的效力，“提单的交付与货物的交付具有同一效力，而货物占有与否，则在所不问。”[7]如此一来，在海洋运输途中不便交付的货物在转让交易过程中，无需象一般未被表征为证券的货物那般必须通过货物的实际交付位移，才能发生货物转让交易的法律效果，反之，在海洋运输途中的货物借由提单，通过提单的交付转让而实现了自身的交付转让。
当提单仅是货物收据与运输合同的证明时，提单存在的法律意义仅仅是证明一定的法律关系（承托双方存在运输货物的关系）和法律事实（承运人收到了运输的货物），其法律性质无非是一份有证据意义的文书而已，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范围也仅限于运输领域，提单书证自身并不能使持有人享有任何和货运相关的权利。换言之，仅仅充当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证明的提单，是和基于运输合同产生的提货请求权毫无关系的。提单最后之所以发展成为“documentof title”，正是基于银行介入国际结算要求获得担保及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需要，国际间的贸易为商人们设置了跨越国界的交货与付款的安全障碍，海上运输的耗时与把握市场变动带来的机会矛盾，都促使提单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提单的“document of title”性质首先源于商事实践，而后首次在1794年的UCKBARROWVMASON案中被确认，“根据商业习惯，提单是documentof title，可以通过背书转让，且可转让货物权利”。[8]提单“documentof title”性质的发展与有价证券的产生与发展的经济机理完全一致。
当今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基本机制就是，提单项下的货物在海洋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所有权人欲对承运人控制的在途运输货物进行处分、转让，就将其持有的提单转让、交付给受让方，受让方受让提单后，通过持提单向承运人请求行使提货权，以实现对货物的占有及货物所有权的完满实现。这种以提单的交付代替货物实际交付的商事实践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将原本起货物收据作用，其法律性质仅是证明文书的提单发展成为能够表征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权利的有价证券，必须使提单这一书证自身与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提货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单自身的法律性质在完成了由证据文书至有价证券的飞跃之后，在涉及到转让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场合，赋予交付提单这张证券纸以交付货物同等的效力（民法理论上称为指示交付），就可以以提单的交付、转让来代替货物的实际交付、转让，如此，才能实现“其内容虽系以证券所记载货物之交付为目的之债权；但其证券之交付，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物权的效力”。正如在Sanders Brosv. Maclean&Co.案中上诉法官Bowen描绘的：“在承运人掌管下的海上货物，当然不可能实际交付。在运输及航程过程中，作为商业惯例，提单被公认为货物的象征，提单之背书与交付具有象征性交货的作用。当事人的意图如系转移货物的所有权，正如货物所有权从货物实际交付起转移一样，货物所有权也从提单背书并交付时转移。基于所有权转移以及提单受让人对货物的占有权的考虑，在货物于岸边交付给有权提货的人之前，提单仍然是货物的象征，不仅代表货物的所有权而且代表托运人与船舶所有权人运输合同中的全部权利，提单就是货物所有权人手中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浮动的或者固定的仓库之门”。[9]
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提货权本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体之一的托运人所享有的权利，提单的签发也是承运人向托运人履行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生义务的行为。但只有将原生于海上运输合同的提货权记载、表征在本为货物收据的提单身上，使提单成为了有价值的可以能使持有人行使提货权的证券，才能使货物贸易的受让人愿意受让提单。提单构成了转让，通过提单代替货物的指示交付才得以确立，提单项下货物的转让、流通才得以在形式上表现为提单的转让、流通。提单与提货权合二为一的证券技术性设计，不仅有效克服了货物与货物的所有权人因空间分离导致的交易障碍，也使银行因受让提单，以提单上所记载表征的提货权所形成的权利质押，成为其开立国际贸易信用证所获取的对价保障，为银行乐意介入国际贸易活动，以其独立的银行信用，平衡跨越国界国际贸易活动所带来的的交货与付款的安全风险奠定了基础。在国际货物贸易结算中以信用证支付方式平衡国际货物贸易买卖双方利益的同时，因提单的证券价值性，也平衡了信用证的开立主体银行的利益，使银行有动力介入到国际货物贸易活动中来，从而能够使信用证顺畅运转并促进国际贸易活动的发展。
综上，提单的法律性质之所以发展成为有价证券，是有脉络可以遵循的：提单得以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提单的转让、流通性，而提单的转让、流通性正是植根于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性交付商事实践及立法认同。提单的转让、流通性使提单项下货物的交易、转让表现为提单的交易、转让，此举不仅克服了货主与在途运输货物的空间分离导致的贸易障碍，也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介入国际贸易结算活动，以弥补和增强国际贸易中商事信用之不足提供了切入点，因此，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交付制度是提单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得以发挥经济功效的基石。而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性交付得以确立，源于赋予既往仅仅是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证明的提单以新的民事财产性权利——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的请求权（或提取货物请求权），使提单与货物的提货请求权合二为一，使提单持有人（其是否是货物的所有权人在所不论）享有了行使提单所表彰的提货请求权的权利，因这种提货请求权与提单合二为一的技术性设计，使得本无使用价值的提单具有了价值性，才得以被国际货物贸易的受让方愿意作为货物的象征而接受交付，也使得银行可以以提单的持有作为其开立、兑付信用证的对价保障，使得银行有经济动力介入到国际贸易活动中来，对冲、润滑了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信用风险，提单的经济功效藉此逸出了运输领域，而在国际贸易、国际结算领域有所作为，一举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最重要的商事单证。
因应提单经济功能发展与扩张的要求，提单的法律性质才能宛如凤凰涅??般地获得了新生，从仅仅是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的证据文书转而成为可以代表向承运人行使提货请求权的有价证券了，其法律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其间，提单之所以发挥经济功能的法律枢纽在于提单代替货物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而提单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则依赖于提单和提货请求权合二为一，提单自身成为行使提货请求权的依据和条件。简言之，提单经济功能发挥不仅和提单的证券化息息相关，而且提单的证券化是提单经济功能发挥和扩张的基本前提条件。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晚近以来，由于动产物权的证券化，动产物权变动领域发生了以交付表彰该动产物权的证券来代替交付动产本身的现象。例如，仓单、提单所载物品之交付，让与人将该证券交于有受领权人时即产生与交付动产本身同样的法律效力，而无须实际交付物品本身。”[10]提单法律性质的发展正吻合了有价证券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原理，有体物置身于耗时漫长的海洋运输途中，面对瞬息万变的交易行情变化，给有体物的主人迅疾转让有体物以牟取交易增值的需求设置了障碍，通过将有体物的主人对承运人的提货请求权这个债权附体在提单上，提货请求权这个源于运输合同上的无体债权，因其抽象不易被人感知而不易受让的权利，通过提单的记载、表征就获取了可以感知的有体外形，提单以提货请求权与提单纸面的紧密的结合，藉此完成了证券化的过程，满足了有价证券的本质要求，自身变成了有价证券。拥有提单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提单上所记载的提货请求权（债权），通过提单的流通实现其上所表彰的提货权的流通，在货物的转让流通所需的每一次交付过程中，货物因此不必实际交付，只以提单的指示交付即可，提单指示交付的确立有效地克服了在途运输过程中不能移动的有体物的交易障碍，使在途运输的货物转让、流通从形式上得以表现为提单的转让、流通，国际货物贸易的形式亦从“实物贸易”表现为“单证交易”，通过单证的交易，脱离了有体物的交付障碍，货物的转让借由提单的转让而变得无比的便利，实现了商事交易无极限的效率要求。
四、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
提单经济功能实现的途径从形式上看体现为提单的转让、流通。提单的转让、流通可使提单的经济功能无限发挥，因此提单的可转让、流通性如同所有有价证券的本质经济属性一样亦成为提单的本质经济属性，成为提单证券化的价值和目的所在，维护和保障提单的可转让性、流通性也成为提单制度立法的基本出发点及宗旨。
可见，提单为有价证券的法律性质界定，不是学者的主观偏好，其既是源于提单经济功能发展扩张的本质要求，也是对提单在经济生活中功能发挥机理的观察与发现，从而在法律理论上所给予的反映与抽象。实质上，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 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提单之所以在十八世纪被认定为“document of title”，旨在为提单的受让人向承运人行使提货权提供依据，因为提货权原本是基于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而生的为托运人才能行使的权利，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未向承运人支付合同对价的提单的受让人是不可能向承运人行使提货权的。但为了保障提单受让人的利益，以利提单转让、流通，进而达到转让提单项下货物的目的，才被商事实践及司法判决认定为：“根据商业习惯，提单是documentof title，可以通过背书转让，且可转让货物权利”。[11]，提单“documentof title”认定目的是为了提单的背书转让性，这和转让、流通性是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如出一辙的，[12]因此，“documentof title”和“有价证券”的内涵基本相通，只不过产生、存在于不同的法律背景，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下起作用而已，商事活动的共性要求决定了这两种反映同一对象的术语、概念在本质上基本类似，但限于语境的差异，而表达方式有别。
此外，本文在认识、尊重“documentof title”的语词表达及理论价值，并将其作为本文论证的素材同时，主张提单法律性质界定为有价证券，而不采提单法律性质为“document of title”的表述，除了英、汉两种语言文字的表达不同，更重要的在于，英美法系法律制度与理论不喜归纳、抽象法律概念的传统使然。“documentoftitle”并未形成一个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无可争议的法律概念。在我国法律体系下，“documentof title”这种语词的表达对提单立法、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而有价证券则经过两个世纪的理论打磨，已经形成了一个被大陆法系各国所广为接受的法律概念，法律概念在大陆法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被视为法律体系的基石，整个法律体系被认为就是由抽象程度不同的概念构成的，甚至清晰的法律思维也是建立在明晰的法律概念的基础上的。[13]而且，在明晰的有价证券法律概念基础上，大陆法系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有价证券法理基础与法律制度。这些理论与相关制度对构建完善的提单法律制度，极为重要。鉴于“有价证券”与“documentof title”二者内涵的相通性，本文认为，在提单法律性质这个基本问题的研究上，可以贯穿二者的联系，将尊重历史表述和采纳新的合理的法律概念二者兼顾起来，将“documentof title”按其字面含义翻译成“权利证券”，再在此基础上，将提单法律性质在泛泛的学理术语表达“权利证券”明确化为“有价证券”，提单法律性质古老的表述“documentof title”与新的能反映其本质归属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在中国法律理论下就实现了有机的对接。
需要说明的是提单法律性质归属于有价证券，不仅仅是应然意义上的学理观点。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更是对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发挥及扩张有着深刻洞察，并对法律的需求更新而及时予以回应，在实然法层面上以非常明白无误的法律用语确认了提单的有价证券性。韩国《商法》第820条规定：“提单准用提货单的提货证券性、当然指示证券性、文义证券性、处分证券性、交付的物权效力等”；希腊《海事私法典》第170条规定：“在指示提单的情况下，现行有效的有关汇票的法律类推适用于对提单持有人的抗辩”。在我国台湾地区，提单干脆就被称为“载货证券”。即使是如《汉堡规则》这样的国际公约及我国海商法所作的关于提单定义的描述中，虽然并未出现“证券”或类似的字眼，但其定义的相关内容也彰显了提单的有价证券性。如《汉堡规则》第1条第7款对提单所作的定义：“提单是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据”。我国《海商法》第71条借鉴了上述规定，将提单定义为：“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证”。上述定义中“提单，是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证”的表述，虽然是从承运人承担交付货物的义务角度规定的，但提单既然是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证，就足以说明提单的持有人凭借其持有提单，就享有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的权利（提货权）。提单的存在和持有，意味着提货权的享有，提单和提货权二者密切不可分，提单无疑满足了有价证券中债权被附体于有价证券上，二者合二为一的本质属性。
五、结束语
提单的法律性质归属于有价证券，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该事实的存在并不以学术研究的忽视甚或否认受到影响。提单法律性质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提单在经济生活、法律制度中的客观现象予以深层的揭示，力求发现提单在法律生活中的本质归属，进而有效指导提单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所有法律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所以，对提单法律性质的揭示过程与研究者的视角、主观认知及研究的拓展深度密切相关。十多年来中国的海商法理论界众多学者孜孜不倦地对提单法律性质予以研究，所得出的众多流派纷呈的观点即是从不同角度对提单法律性质予以观察与揭示，体现了主观认知对客观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如今，提单法律性质中的物权凭证说、债权凭证说、占有关系说、阶段论说等几大流派，试图用传统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概念对提单法律性质予以阐释，其理论工具都存在着局限性。提单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使命是转让和流通，提单的流转性正是源于财产交易高速流转的要求，形成于农耕时代以对财产的所有和利用为目的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法律概念无法容纳提单的法律性质，只有形成于近代以其“权利证券化”的法律技术性设计满足现代财产交易无极限需求的有价证券才能吻合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运作机制，进而涵摄提单的法律性质。在提单法律性质这个问题上，以“有价证券”说取代其他诸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商事活动的开放性、活跃性使以其为调整对象的商法及商法理论在法律概念及理论工具的选用上，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守传统的封闭性的法律概念，物权、债权等民法传统概念无论如何经典，也不可能永恒，也不可能扩展、包容至所有的新型的商事财产权。
当提单法律性质的其他学说在阐释这个问题上，存有理论与其所把握的客观对象不相匹配的矛盾时，我们必须采纳新的理论工具及理论概念以取得旧工具与旧概念，否则生搬硬套地将旧理论工具、旧概念套用在提单的法律性质上，只能是削足适履，不仅未能准确揭示提单法律性质，反而破坏了原本缜密而严谨的民法理论体系。因而，有价证券理论不仅能解释、揭示提单法律性质，而且其他类有价证券比如票据、仓单等因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某些成熟的法律制度比如票据制度，因其和提单制度共同构建在有价证券的法理基础之上，这些成熟的法律制度能对提单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以有效指导提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这才是我们不遗余力讨论“documentof title”内涵、界定提单法律性质及采纳有价证券学说的根本宗旨所在。



注释:
[1]在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中，最早使用“物权凭证”这一译词的为施米托夫所著《出口贸易——国际贸易的法律与实务》一书的中译本，参见（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问题研究所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版，第397—421页）。可见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法学翻译中对“Document ofTitle”一词就使用了“物权凭证”的表述。
[2]参见谢怀?颍骸镀本莘ǜ怕邸罚??沙霭嫔?990年版，第6页。
[3]史尚宽：《有价证券之研究》，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66页。
[4]即使是所谓的物品证券仓单、提单，其上所表征的财产形式并非货物本身，而是请求交付货物的权利。
[5]参见杨继：《票据概念再谈》，载于《比较法研究》，2007年4期；见谢怀?蛑?骸镀本莘ǜ怕邸罚??沙霭嫔?990年版，第18页；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6]流通与转让的英文词源相同，都来自于“negotiable”。主要区别在于权利移转的频率上，多次转让构成流通，以及为保障这种流通而涉及的法律制度设计。
[7]邱锦添：《海商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49页。
[8]邢海宝著：《海商提单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9]SanderBros v. Maclean&Co.，（1883）11QBD327，341.
[10]梁彗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上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11]UCKBARROWVMASON案例，转引自前注[7]，邱锦添书，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