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订《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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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联、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等


中国残联、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国家计生委、广电总局、质量技监局、药品监管局、全国妇联、中国老龄协会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2001-01-11

残联康[2001]8号


2001年3月3日，是第二次全国爱耳日，主题为“减少耳聋发生实施早期干预”。为了把此项活动落到实处，现将第二次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方案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北京的活动形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做好本省的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

第二次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方案

我国有听力语言残疾人2057万，为残疾人总数的首位。其中7岁以下聋儿80万，由于药物、遗传、感染、疾病、环境噪声污染、意外事故等原因，每年新产生3万余名。听力障碍严重影响着这一人群的生活、学习和社会交往。
为了降低耳聋发生率，控制新生聋儿数量的增长，预防工作尤为重要。1999年，卫生部颁布了《常用耳毒性药物临床使用规范》，加大了对耳毒性药物临床使用中的规范化管理力度。针对我国耳聋发生率高、数量多、危害大，预防工作薄弱的现实，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老龄协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10部委局共同确定：每年的3月3日为全国爱耳日。已于2000年3月3日以“预防耳毒性药物致聋”为主题，动员社会积极、广泛参与首次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使群众了解致聋原因、危害及预防方法，树立了全民爱耳意识，避免和减少了耳聋的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有关专家分析论证提出了：防止药物致聋和实施早期干预是预防耳聋的主要手段，仅此每年可以减少1万余名新生聋儿。实施早期干预工作，不仅能有效减少耳聋发生，还能提高聋儿康复质量。为此，确定第二次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方案。

一、主题
减少耳聋发生　实施早期干预

二、活动形式和措施
（一）首都北京
1、宣传咨询“一条街”活动
2001年3月3日上午，于北京城区的繁华街道举办一条街宣传咨询活动。届时组织由中央和北京市的医疗、康复、特教、预防研究等机构参加，同时在郊区县开展同步宣传活动。
主办单位：北京市残联、卫生局
参与单位：北京地区残联、卫生局，北京地区各医院及部队医院、特殊教育学校、新闻单位，爱耳日文件会签的部委机关和有关直属单位。
2、“减少耳聋发生实施早期干预”专题节目
2001年3月3日晚上，将邀请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老龄协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北京市政府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以“耳聋预防、早期干预、听觉康复知识宣传”为主题的专题节目。
主办单位：北京电视台、中国残联、北京市残联。
3、宣传画
组织设计、印制宣传画，下发各省在主要街道和医院张贴。
4、设立全国爱耳日标志
为了唤起全民爱耳护耳意识，重视耳聋预防工作，设立全国爱耳日永久性标志，于第二次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中全面启用。
（二）地方
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省辖市县可参照北京的形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

三、要求
各省要做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的总结工作，及时将本地活动情况、感人事例、宣传报道材料、图片等收集整理，上报全国残联人康复工作办公室聋儿康复协调组。

四、爱耳日宣传口号
　　－－3月3日一全国爱耳日
　　－－开展爱耳日活动，提高爱耳护耳意识
　　－－重视听力，爱护耳朵
　　－－聋儿康复从早期抓起
　　－－实施早期干预，提高康复质量
　　－－实施早期监控，减少耳聋发生
　　－－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早发现、早干预
　　－－加强耳病防治，慎用耳毒性药物
　　－－重视孕早期和围产期保健，减少聋儿发生
　　－－树立全民爱耳意识，减少耳聋发生
　　－－康复一个聋儿，温暖一个家庭
　　－－全社会都来关心聋人

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以来，理论和实务领域日益倚重“缓刑”作为“宽缓”的重要路径予以探讨、完善。刑法修正案（八）正式以社区矫正作为缓刑执行的制度化形式，缓刑执行从主体、方式到法律后果等方面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增强了缓刑作为一种刑罚方式的制度价值，缓刑适用应该以此为契机作出刑罚配置意义上的优化和完善，探索适宜、利于我国刑事法治进程的司法模式。

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我国缓刑制度从形似的角度应该更贴近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缓刑制度，不附加专门的社区矫正。“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后现代的社区刑罚制度，典型的适用对象是由于自身原因而在行为模式上需要监管、矫正的失范人群。在美国缓刑（probation）制度中，缓刑既是一种刑罚方法，又是一种替代监禁的行刑制度：作为刑罚方法的缓刑是这种非监禁制度在美国的最早形态，这种限制自由的监督考验状态即刑罚本身，更接近我国的管制刑；而作为替代监禁的行刑制度时则是现在为美国许多州所采纳的“社区矫正”。相对于传统的监禁刑罚方式，社区刑罚具有避免短期监禁刑弊端、节约司法成本、有助犯罪人社会化等方面的优势，不仅在美国，也在世界其他国家得到广泛运用，并形成世界范围的刑罚社会化浪潮。但我国现行缓刑制度的肇始并非是如英、美或者法国、比利时那样，是现代化国家面临的刑罚相对失效的情况而做出的刑罚方式探索，而是在新中国的建立初期，对一部分罪行相对较轻并且从犯罪类型上可排除再犯及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从利于生产、生活的角度出发，对其在法律层面给予否定评价的同时以不剥夺人身自由为一般情况的一种政策性较强的刑罚制度，包含着“以观后效”的司法策略。

探讨我国的缓刑适用，还要注意关于犯罪成立的问题。我国刑法典中犯罪定义包含定量因素。缓刑之所以在英美国家受到普遍的欢迎并保持较高的适用率，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大量“轻罪”的存在，这种“轻罪”并非我们在我国刑法框架内讨论的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而是在没有数额、情节犯的制度下，比如酗酒、超速驾驶、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恰当肢体接触等都是“有罪”的刑事语境中，这样的行为被称为“轻罪”。这还意味着，一系列相关的犯罪统计数据含义也相去甚远：比如，在这些国家的犯罪案件统计中，相关统计结论给出被判处“缓刑”并正在接受“社区矫正”人数大大多于监狱服刑人数时，实际上包含了我国的治安处罚、人民调解等诸多非刑事处理案件。

在我国缓刑制度的设计初衷和入罪条件限制的具体情况下，社区矫正这一制度有效针对的失范人群在我国的惩罚性制度框架内，并没有完全进入缓刑规制的范围，同时，可能被判处缓刑并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行为人，比如大量的过失类型犯罪人、法定犯犯罪人，他们的矫正必要性和效果有待我国的司法实践检验、探索。缓刑并不是非监禁与矫正的简单相加，更好的发挥社区矫正模式的缓刑，更倚重市民社会的成熟发展，需要司法人员的实践智慧和经验和捋顺的罪错与惩罚体制的一体化模式。正如自由刑渐次取代肉体刑的刑罚进化规律，我们有理由相信非监禁刑罚方式会在这一进化过程中，在不同国家的法治进程中、人文和历史土壤中，在各自适宜的时候得到历史和社会的选择。之后刑法修正案（八）缓刑的良好过渡和相关的刑罚效应各界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