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当前市场供应工作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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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检察机关积极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意见


高检发[2001]6号


为贯彻落实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的职能作用，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入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


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从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安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的重点、原则、要求和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工作取得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这是新形势下做好社会治安工作、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朱镕基总理就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工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实行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重要讲话。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不仅对加强社会治安工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政法工作的执法思想、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司法保障等，指明了方向，对做好检察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全体检察人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要充分认识搞好社会治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大意义。要坚决按照中央的要求，迅速行动起来，把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作为当前检察机关的首要任务来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以战斗姿态投入这场斗争，全力以赴做好检察环节的各项工作。


二、以“打黑除恶”为重点，积极投入“严打”整治斗争


要突出“严打”整治的重点。全国重点打击三类犯罪：一是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二是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三是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对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要作为打击的重中之重。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什么问题突出就坚决解决什么，哪里问题严重就抓紧整治哪里。


进一步统一执法思想，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方针。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在法定期限内从快进行打击。要把依法从重从快方针与“两个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就应依法快批捕、快起诉，不纠缠细枝末节。


加强批捕、起诉工作，提高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的质量和效率。特别是对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案件，一定要依法快捕快诉。对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检察环节的案件，要逐件梳理，集中力量抓紧审查，4月中下旬批捕一批、起诉一批，配合法院审判一批，在全国掀起“严打”的高潮。


依法准确定性，保证对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凡是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构成要件的，都要以该罪批捕、起诉；对涉案的国家工作人员，属共同犯罪的，要并案起诉；对涉嫌犯有数罪的，要按数罪处理，防止在检察环节影响打击力度。


对重大案件要实行挂牌督办。对严重的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挂牌督办，有关省级检察院要落实责任人，保证做到快捕快诉。各省级检察院要根据当地办案情况，挂牌督办一批案件。


认真落实检察环节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巩固和扩大“严打”成果。配合有关部门对治安混乱地区做好重点整治工作，积极参加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对群众检举、控告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线索，及时依法处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切实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各项工作。


三、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骗税等犯罪为重点，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


当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点，是要紧紧抓住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几个突出问题，主要包括：以食品、药品、农资、棉花、拼装汽车等为重点，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以查处规避招标、假招标和转包为重点，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以查处偷税、骗税、非法减免税为重点，强化税收征管；以查处地方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为重点，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以清理压缩音像集中经营场所，查处非法经营的“网吧”、“游戏机房”为重点，整顿文化市场。各级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点，确定打击犯罪的重点。坚持依法从重从严的方针，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严厉打击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


要主动工作，依法追究犯罪。对于有关部门查获的涉嫌犯罪的案件，要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会同公安部制定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主动建议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向司法机关移送，防止以罚代刑、放纵犯罪现象的发生。


四、严肃查办“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职务犯罪案件


在“严打”整治斗争中要促进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各级检察机关在切实抓好“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查办职务犯罪的力度，使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相互促进。


要注意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犯罪分子，彻底打掉“保护伞”。在“严打”斗争中，既要坚决打击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又要依法查办与黑恶势力相牵连，隐藏在党政机关、政法部门内部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犯罪分子，特别是参与、包庇、纵容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人员，做到除恶务尽。


要依法查办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对于那些与制假售假、走私、骗取出口退税等经济犯罪相牵连的行政执法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犯罪案件，司法不公背后的司法人员贪赃枉法犯罪案件，要作为查办的重点。同时要重视查办特大安全事故中玩忽职守等犯罪案件。


五、严格执法，加强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对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


要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将监督工作延伸到受理提请批捕案件之前的发案、立案阶段，及时了解发案、立案情况，依法监督纠正该立案不立案、有罪不究现象。对黑恶势力的犯罪案件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有关部门该立案不立案的，要作为立案监督工作的重点。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中，要注意防错防漏，发现遗漏罪犯或罪行的，应依法追捕、追诉。


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发现对有罪判无罪或重罪轻判的，应依法提出抗诉。防止和纠正对罪犯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现象，严防“前门进，后门出”的问题。


加强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对因贪赃枉法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而导致的司法不公，严重影响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错误裁判，要作为抗诉的重点。


要坚持“稳、准、狠”，重事实、重证据，遵循法定程序，严格依法办案，保证办案质量。不放纵犯罪，不冤枉无辜。坚持公正执法，文明办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形成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合力


加强与公安、法院等部门的协调配合。着重加强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重大案件要适时介入侦查，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提出建设性意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全面收集、审查甄别、固定证据工作，保证及时、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二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互通情况，共同研究新问题，提出解决的意见；三是对执法中遇到的适用法律问题，主动协商，形成共识，有的可联合作出规范性文件，用以指导和规范执法工作。


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把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造成对犯罪分子“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使犯罪分子闻风丧胆，无藏身之地，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七、坚持从严治检，加强队伍建设，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的检察人员，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加强队伍建设，为“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从严治检，全面加强检察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继续深入开展集中教育整顿，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把检察队伍建设成为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执法如山的钢铁队伍。


坚决查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案件。特别是对那些为违法犯罪活动充当“保护伞”，以及参与、包庇、支持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必须严厉查处，并及时坚决地清除出检察机关；构成犯罪的，坚决绳之以法。对检察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袒护包庇，不查不处理的，要追究领导的责任。要严肃办案纪律，严格遵守中政委的“四条禁令”和高检院的“九条卡死”规定。发现泄露案情，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等违法违纪现象的，要严加追究。


八、加强领导，狠抓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开展“严打”整治斗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当前全党全社会的大事。各级检察机关要从讲政治的高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把这项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按照当地党委的统一部署，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狠抓落实。经常向党委汇报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进展情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积极争取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对有分歧的重大案件，依靠党委协调，统一各方认识。


要落实领导责任制。各级检察院“一把手”要亲自抓，主管副检察长要全力抓，对这项工作亲自部署，亲自组织，亲自抓落实。各级检察院领导要切实转变作风，深入办案第一线，深入基层，加强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加强协调，及时帮助排除办案中的阻力和干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于因工作不力，贻误战机或造成工作严重失误的，要严肃追究领导的责任。


要积极争取做好经费保障工作。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关于保障政法机关经费的重要指示，积极做好工作，抓好“严打”整治斗争专项经费、贫困地区补助经费配套资金的落实。继续推进科技强检，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要把技术装备、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列入政府的“十五”计划，逐步建立检察经费保障机制。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信息工作。各地参加“严打”整治斗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进展情况、办理的重大案件、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等情况，必须及时上报。


要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当前，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各级领导要统筹安排，既突出重点，又兼顾其他，保证各项工作全面协调发展。


各级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人员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抓住机遇，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为实现两年内社会治安工作取得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为保障“十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作出积极贡献。


2001年4月7日

民事诉讼三审终审的经济学分析
???评《民事案“三审终审”不如强化抗诉职能》

王学孟（北京房山区检察院）


如今司法改革已经成为热点话题，各种问题的改与不改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但总体上来说，改的呼声高一些，因为近来民众对司法腐败或者是司法不公意见很大，特别是很多地方对司法的干预严重影响了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制约了法治建设的步伐。
在符合民众心声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时影响着司法改革的脚步。2005年9月20日检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是一种反对的声音，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民事案“三审终审”不如强化抗诉职能》（以下称《民事案》）。看到标题我就觉得不对劲，因为它不想赋予民众更多的权利，至少是不想给当事人提出三审的权利。经济学上讲一个关于效用的问题，其中涉及的一方面就是效用递减规律，形象的理解就是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吃一个面包与吃饱之后再吃一个面包的效用是不同的，效用问题涉及到的另一方面就是效用的最大化，形象说就是当一个人吃饱之后再吃一个面包跟吃一个水果的效用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如果有多种选择，那么总效用会更大。但是《民事案》一文只给面包吃，不给你水果吃，只把水果放在当事人接触不到的地方。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是四级两审制，也就是对大多数案件来说三审这个“水果”是存在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允许当事人吃这个“水果”，现在有的人想拿给当事人吃，而有的专家学者却反对，当事人对“水果”的渴望似乎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可是当事人自己是拿不到的，可见《民事案》一文的作者有些可恶。
《民事案》一文的作者拒绝给予当事人提出三审的权利，其中一个理由是要实现司法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其引用波斯纳的意见“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耗费，不仅是司法活动所应追求的目标，也是设计、评价一项法律程序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我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误解，对于相同的产出而言，当然是耗费越少，效率越高，但我们是要更多产出，费用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效率的降低。
司法首先要求的是公正、公平，再次才考虑效率，经济的考虑应该是次后考虑的问题。因为司法是为了实现法的自由、秩序、正义等最基本价值，效率、利益等是一般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应该牺牲一般价值来保证基本价值的实现。《民事案》一文的作者可忙着先为大家省钱，把法律的基本价值扔在半边，是本末倒置了。当然，诉讼是讲求效益的，但效益不等于效率，只顾效率就把司法当作了儿戏。 我认为在法治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中，我们要最大限度地为实现法律的基本价值而努力，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再说三审的效率与民事抗诉的效率谁高谁低是一个实证问题，并且对具体案件不是绝对，我们没有理由说三审效率低于民事抗诉的效率。
作者在文章中说“如果法院完全承担设置‘三审终审’制后的案件负荷，势必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从而极大地增加司法成本、诉讼成本，而这些成本的开支最后均转化为社会成本。让社会为此承受额外的巨大负担，并不符合社会、经济交易成本最小化、财富最大化原则，是与诉讼效益要求背道而驰的。”作者一味的强调成本的巨大，而不提一点财富的增加，从而否定了“水果”的好处，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三审终审制度是没有价值的。在此，我先强调一下三审的价值，以免与《民事案》一文作者进入成本大小的争论中，有的学者认为三审的价值主要有：第一，实行三审终审制有利于加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第二，实行三审终审制是加强司法公正的需要；第三，实行三审终审制是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第四，有利于解决地方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第五，实行三审终审制有利于提高我国司法的公信力；第六，使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普通案件的审理，对于这两级法院的法官增加审判经验，掌握审判情况，指导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三审终审能够实现以上价值，这是现有制度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成本即使如作者所想的那样巨大，也是值得的。
《民事案》一文的作者也从制度设计上考虑到三审的经济费用负担，认为：“第三审级完全是新设置的，按照经济学原理，重新创设一项制度所需要的成本高于对原制度的改进，因此通过改革民事抗诉制度存在的缺陷，应该更符合经济学要求。”从字里行间可看出，几个问题：第一，作者把三审制度看作抗诉制度的替代品，二者不能并存；第二，作者认为抗诉制度有些缺陷需要改革；第三，三审终审制度的建立成本比改革民事抗诉制度的成本大。我认为，作者的言论是没有立足基础的，首先，三审的设立不影响民事抗诉制度的存在，如果当事人都选择三审，那说明民众更加信任法院的判决，更加信任法官的公正，这是法治的进步，如果当事人要吃“水果”，我们就给他们，不要违背当事人意愿，要吃“水果”却硬给“面包”吃是有违人意的，当我们不知道当事人要“水果”还是“面包”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准备好，争取做到按需分配。其次，民事抗诉制度有什么缺陷作者没有明确指出，而因为有了三审制度就说要改革，为什么要改，怎么改，这也许成了更为棘手的问题。再次，如果民事抗诉制度要改革，它的成本不一定就会低于建立三审终身制度的成本，作者没有比较二者的成本，然后说依据经济学理论建立三审终审制度的成本比改革民事抗诉制度的成本高，这显然是一种教条主义。在上文已经说过，即使它的成本大，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因为三审能带给当事人和社会更多的效用和产出，是一种比较经济的制度设计。
三审终审制度的成本我认为并不高，对国家来说是在原有办公大楼里面多设几个法庭，多招募几位能胜任三审制度要求的法官，多些办公经费。对当事人来说，成本一是诉讼费，二是进行诉讼活动的一些成本，包括律师费、车旅费等。在某种程度上说，三审制度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具体的费用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而多设立了几个法庭的费用，这一费用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也许是高昂，因为人才奇缺，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说，这一费用可能可以忽略不计，只是法院多了几个工作人员而已，甚至通过整合现有的资源就能够满足三审的需要。
套用《民事案》一文作者的话，三审终审制度是对现有两审终审制度的改良，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符合社会经济交易成本最小化、财富最大化原则，能够实现司法资源的效用最大化，能够把经济价值完全淹没在法律价值的海洋之中，是应该支持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