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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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
关于修改《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3年第6号）
《关于修改〈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已于2013年4月3日经第3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杨传堂
2013年4月12日
关于修改《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1年第2号）作如下修改：
一、在第四条第二款后增加两款，分别作为第三款、第四款：“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的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以及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统称为邮政管理部门。”
二、将第二十八条中的“当地省级邮政管理机构”修改为“所在地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
三、将第三十四条中的“省级邮政管理机构”修改为“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
四、将第四十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和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上一级邮政管理部门报告邮政行业安全信息，并定期通报相应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海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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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孙开炎
中文摘要：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制度中用来规定证据能力的重要规则，它是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并依法作出裁判的关键环节，它还是现代证据法的核心精神。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排除性规则，由于受追求实体结果公平的法律文化传统、立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相关规则的理论分析和解读，探讨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途径，并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性规则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是对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第二部分是探索民事诉讼中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第三部分是介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四部分是如何完善和建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 证据规则 证据能力 证据排除规则
Abstract：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s is an important rule dictating the weight of evidence in the evidence system . To the judges , they will enter a judgment after examining the evidences after all. And more , it is also the key spirit of the progressive evidence law, the rules of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re rules of removing evidences . And in our country ,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has some defects as a result of certain factors such a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o find fare in substantive verdict and the legislation pattern .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ill analyse some rules about the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nd want to find some theoretical projects to improve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And more important , the author will also give some advices to develop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 and through this , to give some help for judges when they are judging.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is article . The first part analyses evidence capability and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ree legal base of the evidence exclusive principle .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exclusive evidence rul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law and the Continental system of law .The fourth part tells us how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 the exclusive rule of civil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Key words: Evidence's Rule ; Evidence Capability;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一、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
什么是证据规则？证据规则的重要性何在？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在其《证据法比较研究》的序言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惟在法治社会之定纷止争，首以证据为正义之基础，既需寻求事实，又需顾及法律上其他政策，认定事实，每为适用法律之前提。因而产生各种证据法则，遂为认事用法之所本。”简言之，证据规则是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资料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并加以提出、收集和运用的原则和规范。证据规则主要是对证据加以认定的准则，主要确定某项证据资料是否有证据能力。证据的主要功能是认定案件事实，证据规则的作用是判断某项证据资料是否为适格的证据，但是能否作为适格的证据存在两个前提：第一，该证据具有证明能力或者说该证据不受证据规则排除。第二，该证据具有证据价值或者说证明力。其实，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唇齿相依，一体两面，一项证据材料要具有证据资格，必须具有证据能力，而一项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则必须不受证据排除规则禁止。证据能力是证据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考察各国立法，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一般都采用消极的确认方法，即从证据资料排除规则的角度，将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排除，使之丧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资格，对其证明力不予以考虑。
证据能力亦称证据资格或证据适格，是指证据方法或证据资料可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或资格。就证据的容许性而言，就是可被容许或采纳为诉讼证据的资格。凡属可受容许的证据，都称为适格的证据。 对何种证据资料具有证据资格从正面规定的就是证据能力问题，对何种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资格从反面规定的就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纵观两大法系，由于受诉讼模式和审判制度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据能力的规定较少，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决定某一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但是，英美法系国家则不遗余力的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即哪些证据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规则等。
证据排除规则本是英美证据法上涉及证据可采性的一项重要规则。即它是对某种证据本应加以使用，但基于种种考虑而加以排除的一种证据规则。典型的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该证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但由于是靠非法手段收集的，基于更大的利益价值衡量（如保护人权、公共政策等）应该加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乎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证据排除规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与证据可采性的相反之称谓。即凡为防止不可信的证人与错误引导的证言（unreliable persons and misleading testimony )，或者基于其他原因（如人权保护或其他政策），不得予以采纳的证据，就其本来原有关联，可以使用为证据的，加以排除，因而称为排除法则。而狭义上的排除规则可指在与其相并列而命名的其他规则时所含有的意义。
确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有三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证据能力包含哪些内容，即什么样的证据才是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第二，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如何？第三，证据能力的效力如何？即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如何处理？以上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
证据能力的内容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证据三性说，认为不具备证据三性的证据资料是不能成为最终定案依据的，因此三大属性皆是证据能力的内容，缺一不可。 第二种观点是证据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主要解决的是证据来源和证据方式的合法性问题。这种观点主要借鉴了大陆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立法和理论，将关联性排除在证据能力之外。 第三种观点则是关联性和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应当是包含了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以及证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这种观点一般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学说。
笔者认为，一项证据资料有证据能力，必须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项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法官不予采用，应该排除。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必有三项属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第一，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也就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指民事诉讼证据本身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捏造的。法院正是通过这些客观存在的证据，才能够切实的把握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作出正确的裁决。反之，如果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虚假的，裁判就会出现错误。因此，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性是它的本质属性。第二，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也就是相关性即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一联系可以表现为直接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间接的联系；可以表现为肯定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否定的联系。只要同待证事实存在联系，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联系，都符合关联性的要求。因此，判断有无关联性的标准应当是：由于证据的存在，使得待证事实的真实或虚假变得更为清晰，从而有助于证明待证事实的真伪。第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不为法律所禁止，即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提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合法性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这是指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必须经过法律规定的质证程序，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法院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证据的证明力先于证据能力，缺乏证明力，证据能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有学者认为不具备证据能力也就不能作为证据出现在事实裁判者的面前，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限制。此外，还有学者持折中的观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互为前提，辨证地统一在证据之中。笔者认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在区别上，证据能力为可以采纳为证据的资格，而证明力系指证据资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证据必须先有证据能力，即须先为适格的证据，或具可采信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的问题。前者系有无问题，后者系大小、强弱之程度问题。无证据能力则根本不予容许为证据。无证据能力则事实审理者不予采信。所谓自由心证，或自由判断，亦即自由评估，系专就证明力而言。对于无证明力的证据，则无自由判决的余地。因此可以说，所谓证据能力，是从形式方面来观察其资格；证明力，是以实质方面来考察其价值。 关于两者的联系，笔者认为，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基础，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才有证明力可言，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证据能力上均具有适格性。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之间的联系，李学灯先生认为有三个根据：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虽有截然不同的涵义，但两者之间不能不说没有紧密的关系。如前所述，第一，证据可采信的各种规则，除因其他外部的政策而发生意外，寻其渊源，有很多是基于防止不可信的危险。换言之，即原由证明力的问题而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第二，由证明力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各国法例有广义与狭义的不同。对此我们极少受规则限制而动辄借口所谓自由心证，对于各种严谨的规则，仍有从事研究的必要。由此才能促其对于证据性质的认识，而有助于对证据的正确评定，亦即可获得心证正确的标准；由此可真正获得心证的理由，证明在判决之中。第三，对证明力的判断，通常所谓不能违背经验规则及伦理规则，这是为求得基于客观的标准而言。因此，如对于所提证据的立证价值，在表面上显已有违经验规则时，自不得予以容许，而视与待证的事实，失其可容许为证据的能力。
关于一项证据受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后，由于其不具有证据能力，其直接的法律后果是该证据不能向法庭提出，法官也没必要对该证据组织质证认证，也就是法官可以根本不考虑该证据。因此，在立法上，必须明确规定证据排除后的法律后果，这样，双方当事人才能更好的完成举证，也才能更好提供适格的证据，从而减少证据收集的时间，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更快的解决纠纷。
二、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
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的。在英美法系国家立法者热衷于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哪些证据应该排除，不具可采性，具有浓厚的制定法色彩，与英美法系以判例为主的传统有异，其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一大特色。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第一，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陪审团制度密切相关，案件的审判分两步进行，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两者之间分工明确。基于对陪审团的不信任，以及证据未具有某种程度之价值；或其证据虽具有相当价值，而有过分的偏见，不正当之意外，或混淆争点等危险者，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和特免权规则等。第二，英美法系国家不遗余力的规定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证据可采性标准，还与其诉讼模式有关—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证据资料的范围，由当事人视其是否必要而定，且为确保被告行使防御权，运用证据可采性理论进行限制，致求证范围缩小，证据可采性的范围也随之缩小，这就使得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的重心偏向证据能力，惟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作为自由心证之资料。采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为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限制其辩论的范围及方法，并寻求其合法的证据，其判断证据能力的错误性较小，对个人利益保护比较周全，这符合英美国家强调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保护，同时也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总之，英美法系国家为防止陪审团先入为主，或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或误用推理的经验法则，或迷于被告的社会地位或经验，导致偏见或专断或涉及感情之弊害，由立法就可作为证据的范围加以限制，设立严格的证据采纳规则，可谓用心良苦。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种证据排除规则并不青睐，一般具有关联性、真实性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证据加以使用，立法并无明确规定证据排除规则，而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作出裁判。大陆法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英美法上的排除规则，法律先设定排除证据资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明能力的前提下，对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大陆法系缺乏英美证据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排除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法官审判案件时，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处理由同一法官作出，而基于职业法官的高素质和法学理论知识，以及调查证据的严格程序规定没有必要对证据能力的规定加以明确的排除，而仅依自由心证裁判即可。第二，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从立法上期待法官适当地进行证据调查收集，并对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因而对于何种证据资料可以接收为证据，没有像英美证据法那样规定详尽的证据排除规则。证据是否真实可信，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联，均由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判断。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对证据的取舍与运用及证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是让法官凭借“良心”和“理性”自由作出判断，并依据心证形成的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然而，由法官毫无标准和限制的任意自由评判，难免会影响心证的正确性。故在诉讼程序中设立了直接审理主义原则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以限制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认定事实的基础资料，从而就相应地排除了不能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资料。因此，可以认为，直接审理主义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
概而言之，两大法系基于审判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同，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也不同。英美法系主要是可采性的概念，大陆法系主要是证据能力的概念。那么证据能力与可采性两者关系如何呢？一般而言，两者都是指何者可以容许为证据之资格，范围基本一致。证据的可采性一般包括两个前提——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而不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是没有证据能力的。但是两者的范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凡无证据能力，便无法受容许为证据的资格；虽有证据能力，有时因法官的自由裁量，如已有充分的证据、立证价值甚微或已无必要时，也不得予以容许或采纳为诉讼上的证据。一般而言，证据的能力问题或者可采性问题从证据排除规则的角度而言，更具有周延性和完整性。
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两大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也在缓慢靠拢，它们之间的真空地带并非是不可进入的盲区，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青睐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各国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的一些共同的法理基础还是存在的，如保护人权、发现真实、维护正义、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效率、维护司法的纯洁性和裁判的权威性等。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取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模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道德意识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必然要在证据制度上得到反映。基于此，根据我国的国情，构建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法理价值：
（一）发现真实
发现真实是裁判的基础，只有发现了真实，法院作出的判决才有可靠的基础，才是正确的判决，判决的权威也是因判决的正确性而确立。因此，法官尽一切可能发现案件真实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体现了这个道理。怎样设计证据规则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排除哪些证据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法官才能作出正确的裁判，为什么要规定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才有可采性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法官必须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必须以亲自感知的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法官必须亲自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除此以外，法律还赋予了当事人对证据异议的制度，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英美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明确规定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规则。如品格证据规则，一个人品格的好坏怎么能证明他所作的陈述为真或假？如传闻证据规则，其不可靠性更甚，采用这样的证据危险性更大，还有可能混淆争点，导致错误。因此，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方法更有利于发现真实。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指出，必须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方可容许，即任何证据制度必须求其具有合于理性的目的，提出作为证据的任何事实或者证据资料，必须基于合理的标准，以便于采信。为了达到合于理性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受到事实审理者的偏见或情绪的影响，就应当排除各种不合理的证据方法。如在英国，直到1819年才通过立法禁止决斗审判以及水审或火审等迷信方法；1833年正式废除宣誓免责制度。过去往往认为有立证价值，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其立证价值被彻底否定，到19世纪中叶，这种方法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对“真实”的理解是客观真实呢，还是法律真实呢？不言而喻，发现真实就是要尽量的发现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种真实当然是一种客观真实，只有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法官才能正确的作出裁判。但是，在案件审理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现客观真实是个未知数，把发现真实作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标是可以的。但是法官在审理中只能根据案件材料认定的事实来评判，只能是一种法律真实，这种法律真实只能无限接近真实，但绝不等于真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应该建立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上，因为要求按客观真实来作出判决是强人所难，法律不能要求法官做不到的事情，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到底是不是客观真实，是很难认定的。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可能重现于法庭，因此客观上无法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进行对照比较。另外，法官认定案件事实还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受证据规则的制约，受举证时限的制约，受效率的影响等。因此确立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排除那些对发现真实没有作用的证据，最大限度的发现真实。
（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作为一个人必需的基本的权利，现代社会确立人权原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过去的普通法系里，取得证据的方法对证据的容许性没有影响，有这样一句谚语：“不管你如何取得证据，即便是偷的，也将被容许为证据。” 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因受到法兰西革命保护人权的思想的影响，对被告人自白这一证据极为怀疑，同时也非常受重视，于是便产生任意性自白法则，即被告的自白必须出于任意的主观自愿，否则不能作为证据。 英美证据法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排除法则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则，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美国大法官鲍威尔指出：“虽然不涉及政府对人身、住宅、信函和财产的独立侵害，但却涉及在大陪审团询问中常见的对个人隐私权的剥夺。” 现在几乎各国都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什么要排除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其除了基于立证价值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对人权的保护。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不合理的搜查与逮捕、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具备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以1914年对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宣判为发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现在已经延伸到民事领域，其考虑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根据意大利有关法律的规定，非法获得的书证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从非法被拘留人那里获得的材料或陈述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
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以非法的手段收集证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等规定，体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也符合加强对人权保护的法理。当今世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几乎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心愿，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保护人权，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法律，只有从法律上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同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制裁，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权。
（三）维护其他社会利益
凡是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均得予以容许，但对于通常可能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或证据资料，由于考虑到对其他利益、权利的保护，或者基于其他政策与理由等因素，将排除其作为诉讼证据。 与争议事实有关联的证据，原则上都是可以采纳的，但是，基于公共政策或证明政策的考虑，证据尽管有关联性仍能予以排除。一般来说，证据的关联性通常会使其对于诉争事实具有盖然性的证明价值，赋予其相应的证据能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某些证据的分量很小，证明价值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某些证据的关联性过于遥远，容易导致推测、虚构或者浪费时间；某些证据会产生多个争执点，容易混淆主要争点，造成事实审理者重心的偏离；某些证据可能会误导陪审团，或者诱导其凭感情冲动作出不恰当的决定；某些种类的证据在类型化上不可靠或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给事实审理者带来错误的危险，等等。上述证据自身所包含的诸多风险，可能超过了它们的证明价值，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据的需要与采纳这些证据造成的损害之间进行比较、权衡，确定孰轻孰重。此外，一些外在因素，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等也影响有关联性证据的采纳。比如，基于效率的考虑而排除某些分量极小的证据，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排除某些书证。其结果是在法律上规定某些有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排除了法官在这些证据取舍上的自由裁量。 如美国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之排除。公共利益远远高于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如果有关联性的政府信息被披露将损害公共利益时，应予以排除，此即所谓的政府特免权。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比如损害国家安全、防卫或者危害国家关系的信息、文件或机密以及警察局的信息、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秘密，均属于以公共政策为依据应排除的证据。 发现真实固然有利于实现公正，维护社会利益，但在有些情况下，发现真实的方法会与通过诉讼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相冲突，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手段而追求目的。许多大陆法国家都规定，证人与当事人有亲属、同居、监护、雇佣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关于其立法理由，正如日本学者松冈义正所言：“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者为原告、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间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弊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
三、两大法系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一）英美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1、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是英美法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 ）,也称排除传闻法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 ），含义为：其他人而不是在诉讼中作证的人所宣称的事实一般不得采纳为证明证人主张的任何事实的证据。 应当说，规定传闻规则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可靠性的考虑。一般认为，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传闻不得采纳：第一，传闻证据不是最佳证据，如果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就是鼓励用不充分的证据代替强有力的证据；第二，传闻证据容易编造；第三，转述中存在出现错误的危险；第四，无法看到证人提供证据时的表情和下意识行为；第五，传闻未经宣誓；第六，无法进行交叉询问；第七，被告人当面对质的权利无法行使。但是从常识来看，许多陈述虽属于传闻，但仍可能具有可靠的外围保障和内在优越性，属于相当有用的证据。为此，美国普通法发展而来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制定排除传闻的总规则，另一方面在能提供真实性保障的条件下规定许多例外。按照《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如果一传闻符合以下情况，而且陈述者不能作为证人出庭，则对该传闻不得适用传闻规则予以排除：（1）先前的证言；（2）认为死之临近时的陈述；（3）违反利益的陈述；（4）关于个人或家庭的历史的陈述；（5）其他例外；（6）因不法行为而丧失。 据此，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证据可靠性、风险性以及鼓励当事人提供最佳证据同时尽量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2、品格证据规则 (character evidence )
根据普通法的传统，原则上不得以某人的品格如何作为证据用来证明其在特定场合之下从事与其品格相一致的行为，即一个人的品格是否善良或邪劣，对于证明某一系争事实中是否他可能或不可能从事某一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应当予以排除。“品格”（Character）一词在证据法条上至少包括三种明确的含义，第一，它是指某人在其所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声名；第二，它是指某人的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第三，它是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等。 英美法国家在立法上通常将品格证据作为一种排除规则的内容加以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a）规定：“有关某人品格或者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能以证明该人在某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或品格特征相一致。”对此，有美国学者认为，一般而言，该条继受了普通法排出采用品格证据的传统。一般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对品格证据的排除，是着重防止这种证据本身可能带来误导、混淆主题、耗费时间的消极影响，虽然该种证据本身并不能说没有丝毫的证据价值，但是就其采纳上的利弊权衡来看，其弊端远远大于其益处。并且，这种证明方式主要是涉及有关证人的名声、经历以及为人处世的习惯，与证明该人是否会倾向于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缺乏直接的证明关系，只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推测，并无确切的证明前提。但是，在规定排除品格证据的同时，一般各国通常还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比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规定：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被害人的品格以及证人的品格在特定情形下可作为例外。如就被告品格而言，由被告人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征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反驳被告人品格的证据。 据此，排除品格证据主要考虑的是不具有关联性。
3、意见证据规则
关于意见证据的一般规则是：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领域中，证人只能叙述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评价事实和作出推断是法官或者陪审团的事，因此意见证据一般是不可采纳的。意见证述不被认为有证据能力，其法理上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侵害法官的机能。基于事实而产生的推测与意见的判断作用，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此项认定的作用，应由法官担负。证人是依证言而提供可为法官认定资料的客观事实，仅具有提供机能。而作为认定职能，这不属于证人证言机能的范畴。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作为供述的内容，这便超越了证人本来的机能，进而兼具法官的机能，这无异于允许证人代行法官的职能。其二，有可能使立证产生混乱进而发生偏见之虞。意见并非为证人所体验，因此，证人的意见与推测在证据上并无用途，且具有对事实进行公正认定的消极影响。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不仅使其证述的客观事实中混入与提供证据资料上毫无关系的内容，并且造成立证上的混乱，产生提供偏见或预测资料的危险，难免对发现事实真相产生阻碍作用。 美国联邦证据法第701条规定：“如果证人不属于专家，则他以意见或推理形式作出证言仅限于以下情况：（a）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和（b）对清楚理解该证人的证言或确定争议中的事实有益。”加拿大证据法第67条规定，如果证人不是作为专家来出庭主张，除非是基于他所亲身体验到的事实，或有助于证人清晰地陈述，或者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确定争执点，否则，不得发表任何意见或进行推断。
4、最佳证据规则
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的事实，只能采用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久而久之，这一规则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失去了其基本规则的原旨意义，其适用范围现已主要局限于书证领域，即有关文书的内容或其存在直接证据的情形时，应当排除环境证据的提出。但是，英美法近年来的审判实践在认定书证证据力上，对是否一定要适用最佳证据规则出现了许多例外情形，以致于使传统意义上的最佳证据规则失去了其本质特征。美国证据法第1004条明确规定了不要求书证原件，有关书证的其他证据也可以予以采纳的几种情形：（1）所有原件均已遗失或毁坏，但提供人处于不良动机遗失或毁坏的除外；（2）原件不能通过适当的司法程序或行为获得；（3）原件处于该证据资料的出示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下，已通过送达原告起诉状或其他方式告知该当事人，在听证时该材料的内容属于证明对象，但该当事人在听证时不提供原件；（4）有关书证内容与主要争议无紧密关联。 最佳证据规则要求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最好是原件，否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采纳。
5、证据特免权规则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作为合同生效要件以及商品房预售款项规范管理的构想
——如何降低商品房预售中购房者的风险
作者:王清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我国房地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了规范房地产市场，保证和促进房地产发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并公布了《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筑法》等法律；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了大量行政规章和行政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目前，我国房地产法律体系业已初步建立，为房地产纠纷的处理提供了依据。作为新兴产业之一，且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房地产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近年来法院审理的房地产纠纷案件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而“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投诉电话之最亦属房地产业。其中，因商品房预售而产生的纠纷亦不在少数。
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的存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那么，其原因何在？我们又应采取什么对策来加以规范？在本文中，针对现如今商品房预售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从商品房预售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发，从法理的角度阐析导致商品房诸多预售纠纷中该法律法规中所存在的漏洞，并就如何完善立法加强管理和规范提出自己的些许建议。
一、商品房预售的概念及相关法律规定
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商品房预售方式首创于香港，由于房屋尚在施工中便被“拆零砸碎”，分期分批地预售给广大投资者，如“落花片片坠落”，故商品房预售又被称为“卖楼花”。 因其可以有效地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先期资金投入的问题，因而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商品房预售过程中，由于工程长，交易标的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使购房者所面临的风险有比一般现房买卖大得多，购房者通过房屋预售合同只获得一种期待权，其权利的实现非常地被动。为了保护广大购房者的权益，国家对商品房的预售有着较为严格的法律限制。其中，《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三）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２５％以上，并已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已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等规定对商品房的预售条件、市场准入等予以事前调整及规范。另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３０日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３０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第三十三条“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等规定也都对规范商品房预售后有关合同的登记备案制度及产权登记等事项进行了详细地事后调整。在今年的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将于今年的6月1日起施行。
二、商品房预售所存在的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由于我国的不动产立法还不完善，市场机制也不健全，商品房交易行为极不规范，特别是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再加上房地产开发工期长、施工过程中会面临不确定的、复杂的因素，各种形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以泉州市鲤城区法院为例，仅2002年就受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180件。其中，开发商在售房时做出的虚假广告与实际建设情况不符而引发纠纷,有15件,占(该类案件数的)8%；开发商违反合同中约定的日期交房，买方要求支付逾期违约金而引发纠纷,有26件占14%；开发商交付的商品房面积缩水，与合同约定的面积不符而引发纠纷,有3件占2%；开发商与买方因商品房销售合同中的有关条款理解不一致产生分歧而引发纠纷，有36件占20%；开发商未按期将完工的商品房交付有关部门验收，导致商品房交付时未取得验收合格证书或造成买方未能如期发挥商品房的使用功能而引发的纠纷,有100件占56%。
纵观现今商品房预售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房地产开发企业重复预售商品房，或者将已抵押的商品房预售、将已预售的商品房抵押，使得一部分购房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实现，给购房者造成巨大损失；
2、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已贷款抵押的商品房预售套取资金，而后席卷预售款项或逃或匿，给购房者留下一幢“烂尾楼”；
3、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后，未能将预售款项用于在建工程，而是挪作他用，导致所建项目未能如期竣工交付使用甚至停工；
4、房地产开发企业交付的商品房面积缩水或者偷工减料使工程质量不合格，甚至出现豆腐渣工程，给房屋安全问题埋下巨大隐患；
5、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房屋时做出虚假广告，与实际建设情况不符，欺骗购房者，引发诉讼纠纷；
6、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期将完工的商品房交付有关部门验收，导致商品房交付时未取得验收合格证书或造成购房者未能如期发挥商品房的使用功能。
由于我国商品房市场仍处于发育阶段，不仅市场主体的一些经营行为极不规范，我国相关的法律也不完善，行政管理无法到位。立法上的不健全，未能给予严格地法律监督，导致行政管理上未能对商品房的预售进行适当地法律定位（如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只作为一种行政意义上的义务，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使得该制度停留在表面上无法得到完全遵守，并导致商品房的一房多售和商品房抵押与预售的冲突，未能实质性的保护购房者，充其量也只是行政机关对购房者的一种雪上加霜的做法）、动态跟踪（如预售款项使用的监管空白，使得购房者的购房款有如一叶小舟置身茫茫大海，能否平安返航只有大海知道）、完善地惩处机制（如未规定对不依法对预售合同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及不依法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处罚措施，使得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违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等等，问题也就存在了。
三、商品房预售相关法律规定的漏洞
在上述法律法规的保护下，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侵害，体现了商品房预售机制中对购房者保障力度的薄弱，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之间的极不平等性。上述规定看似非常地严密，却有如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实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纰漏：
1、商品房预售登记不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的要件，其所登记的是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它并不如担保法规定的房地产抵押合同须经登记生效以保障抵押权的实现，使远处于弱势的承购人的房屋期待权未能得到更切实有利地保护和实现，购房者所能做的仅仅是等待，却无从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有在背后搞小动作，其所能看得见的唯一保障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而这对于一座高楼大厦来说简直不足为道。当商品房预售登记对一个合同的效力问题并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时候，它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很自然地会被忽略或忘记。于是，商品房的一房多售、抵押后预售、预售后抵押就不为人所知了。这样，承购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不法侵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2、对于如何保证监督商品房预售款项使用的问题，由于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导致商品房预售款项的使用过于混乱无序且无人监管，这一漏洞在精明的商人们的眼中犹如一个能吸走任何东西的风穴，使得商品房预售筹集资金不足的真正目的被扭曲成了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降低交易风险的棋子或变相套取资金的手段甚至诈骗购房者预交的款项的良机。商品房预售款项不规范管理，使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最直接收益为提前收回成本，无异于将购房者推到风口浪尖，为一幢短期内看不见的“海市蜃楼”担负风险，而房地产开发企业则在旁观望、嘲笑。商品房预售款项的管理空白，使得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的多重限制和约束只剩下市场准入，而一切事后调整的规定在丧失对预售款项的有效监管下，成了无根之木，无水之源。因为，本应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的投资风险已经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了 ，这无疑为房地产开发企业解除了后顾之忧。
3、房产主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如何对违反登记备案制度以及预售款项用于工程建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处罚的法律空白，使得商品房预售及款项使用得不到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预售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它注意到了商品房预售的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却有意地疏忽了违反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二、三款的惩处机制，未能给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健全地处罚措施保障预售合同登记备案义务及预售款项专项使用义务得到彻底地履行，给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可乘之机，更给房地产开发企业恶意将商品房的一房多售、抵押后预售、预售后抵押等侵害购房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打开了便利之门。据笔者所知，“一房多售”的最高记录为“一房五售”，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此外，“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的规定，却使得商品房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着实有三个月之长的法定可分离状态，不利于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稳定，也让房地产开发企业足有三个月的时间寻找买主将该商品房再次销售给他人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以恶意套取资金，侵害一手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亦或者，倘若房地产开发企业不配合购房者到有关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或者迟迟不将已竣工的房屋交付有关部门验收的话，处于极为有利位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还可以借此与购房者讨价还价，极大地拖累了购房者，两者的关系就犹如一个被人抓住小辫子的人处处被动的局面。
四、完善我国商品房预售立法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商品房预售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商品房预售的立法，给予相关行政部门明确地执法依据，以加强行政管理， 通过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来约束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为，避免房地产开发企业恶意或有意将投资风险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亦或者不合理使用预售款项引发一系列工程问题，给商品房的预售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平衡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之间的风险分担，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执业规则，以更好地保护购房者的利益。即将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对商品房预售的合同效力、预售广告、风险负担、质量、五种惩罚性赔偿责任等方面如何具体适用法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规范商品房预售市场的两个其作用不可估量的关键因素（即商品房预售登记和预售款项规范管理）却被忽略了：
首先，商品房预售登记必须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
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商品房预售登记是由预售人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这是预售人的义务。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论出发，两者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有权利必有义务，有义务必有权利。而购房者作为与该预售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一方，他就应该有权利要求预售人必须对预售合同进行登记，而相关法律法规中并为赋予购房者这一权利。因此，应该明文赋予购房者要求预售人进行预售登记的权利，这样才能避免预售人不到有关部门登记，而购房者却始终被蒙在鼓里无法及时有力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才知道新娘要嫁人了而新郎不是你。
从市场交易实践来看，商品房预售的登记，它可以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可以避免和预防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的作用。商品房的预售登记并不是一种物权登记，它使购房者取得了对尚未实际存在即尚在建的商品房的具有物权性质的期待权。但是，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只赋予了商品房预售登记行政上的意义，却未赋予其法律强制上的意义，致使商品房的预售登记成为一个摆设。因为商品房预售登记制度的不抓落实，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将房屋多次销售给不同的人，也可以待楼价上涨后卖给他人赚取更高的利润。而要将商品房预售登记制度上升到实质意义上法律强制的高度，则必然要求将登记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这样，才能强制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必须到有关部门进行合同登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予以足够的重视，通过登记使合同产生公示的效力，对抗第三人的购房行为，减少商品房预售的纠纷，通过行政部门的登记监管行为，彻底打破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商品房预售套取资金的美梦，从根本意义上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的实现，也可以解决现今法学界一直在争论的“商品房预售”与“商品房抵押”何者效力优先的冲突，其对于稳定金融秩序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视。
其次，必须有专门机构对商品房预售款项进行有效监管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但是，这一条款具体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其款项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管，使之根本并未得到广大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重视和遵守。而当商品房预售款项的使用被放纵的话，房地产开发企业携款潜逃现象非难事，商品房面积缩水、工程质量不合格现象将因款项的不到位而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商品房的诸多问题中，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屡见报端，就连98年以前的长江大堤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坝也有豆腐渣工程的阴影。这其中，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为牟取暴利而为之的心态在作祟，但是，赚钱是生意人的本性，对于其心态我们还可以表示适当地理解。而当这些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工程在阳光下作业时，我们的法律又在干什么呢？它告诉房地产开发企业，你必须将预售款项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然后它就在懒懒地阳光下睡着了。在我们的国度里，国民的素质尚未提高到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法律、自觉捍卫法律的高度，它必须在有关部门的有效监管的外力作用下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在公司股票、债券的发行中都规定筹集资金不按规定用途使用的，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它还有中国证监会的监督管理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在商品房预售中，我们也应当借鉴此种做法，考虑由银行或者信托机构负责对预售款项进行实质性的监管，确保预售款项的专项使用和工程款项的充分供给，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给付监管结构一定的报酬， 待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后再将余款退给房地产开发企业，以避免预售款项未被用于工程建设而引起的工程质量不合格、工程停工甚至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老板携款潜逃或者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期将完工的商品房交付有关部门验收等问题，最大限度地保证工程款项不人为地流失，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给购房者提起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留有余地。
最后，完善对未依法进行预售登记和预售款项专项使用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惩处机制
所谓的法律，它的一大特征就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而在商品房预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对不履行预售合同登记备案义务及预售款项专项使用义务的惩处机制。在缺乏相应地惩处机制的前提下，违法成为了一件肆无忌惮的习惯行为，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就司空见惯了。在前面，我们已经阐述了商品房预售登记必须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和专门机构对商品房预售款项进行有效监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为了保证这两项措施得到落实和遵守，我们还应该健全相应地惩处机制，明确其违法的代价，包括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只有在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下，才能真正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
总而言之，在我国推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下，我们要力求立法尽可能的完善，完善的立法被完全执行。在规范商品房预售的市场交易行为中，我们应完善立法，明确违法所应担负的法律责任，并辅以严厉地惩处措施，使其不能、不敢、不愿也不想违法，立法被完全执行，不要让不法奸商钻了法律的空子，让法律成为不法奸商的保护伞，更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才是法律的真正目的所在。
孙开炎
中文摘要：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制度中用来规定证据能力的重要规则，它是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并依法作出裁判的关键环节，它还是现代证据法的核心精神。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排除性规则，由于受追求实体结果公平的法律文化传统、立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相关规则的理论分析和解读，探讨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途径，并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性规则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是对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第二部分是探索民事诉讼中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第三部分是介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四部分是如何完善和建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 证据规则 证据能力 证据排除规则
Abstract：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s is an important rule dictating the weight of evidence in the evidence system . To the judges , they will enter a judgment after examining the evidences after all. And more , it is also the key spirit of the progressive evidence law, the rules of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re rules of removing evidences . And in our country ,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has some defects as a result of certain factors such a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o find fare in substantive verdict and the legislation pattern .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ill analyse some rules about the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nd want to find some theoretical projects to improve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And more important , the author will also give some advices to develop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 and through this , to give some help for judges when they are judging.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is article . The first part analyses evidence capability and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ree legal base of the evidence exclusive principle .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exclusive evidence rul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law and the Continental system of law .The fourth part tells us how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 the exclusive rule of civil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Key words: Evidence's Rule ; Evidence Capability;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一、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
什么是证据规则？证据规则的重要性何在？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在其《证据法比较研究》的序言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惟在法治社会之定纷止争，首以证据为正义之基础，既需寻求事实，又需顾及法律上其他政策，认定事实，每为适用法律之前提。因而产生各种证据法则，遂为认事用法之所本。”简言之，证据规则是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资料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并加以提出、收集和运用的原则和规范。证据规则主要是对证据加以认定的准则，主要确定某项证据资料是否有证据能力。证据的主要功能是认定案件事实，证据规则的作用是判断某项证据资料是否为适格的证据，但是能否作为适格的证据存在两个前提：第一，该证据具有证明能力或者说该证据不受证据规则排除。第二，该证据具有证据价值或者说证明力。其实，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唇齿相依，一体两面，一项证据材料要具有证据资格，必须具有证据能力，而一项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则必须不受证据排除规则禁止。证据能力是证据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考察各国立法，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一般都采用消极的确认方法，即从证据资料排除规则的角度，将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排除，使之丧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资格，对其证明力不予以考虑。
证据能力亦称证据资格或证据适格，是指证据方法或证据资料可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或资格。就证据的容许性而言，就是可被容许或采纳为诉讼证据的资格。凡属可受容许的证据，都称为适格的证据。 对何种证据资料具有证据资格从正面规定的就是证据能力问题，对何种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资格从反面规定的就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纵观两大法系，由于受诉讼模式和审判制度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据能力的规定较少，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决定某一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但是，英美法系国家则不遗余力的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即哪些证据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规则等。
证据排除规则本是英美证据法上涉及证据可采性的一项重要规则。即它是对某种证据本应加以使用，但基于种种考虑而加以排除的一种证据规则。典型的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该证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但由于是靠非法手段收集的，基于更大的利益价值衡量（如保护人权、公共政策等）应该加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乎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证据排除规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与证据可采性的相反之称谓。即凡为防止不可信的证人与错误引导的证言（unreliable persons and misleading testimony )，或者基于其他原因（如人权保护或其他政策），不得予以采纳的证据，就其本来原有关联，可以使用为证据的，加以排除，因而称为排除法则。而狭义上的排除规则可指在与其相并列而命名的其他规则时所含有的意义。
确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有三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证据能力包含哪些内容，即什么样的证据才是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第二，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如何？第三，证据能力的效力如何？即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如何处理？以上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
证据能力的内容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证据三性说，认为不具备证据三性的证据资料是不能成为最终定案依据的，因此三大属性皆是证据能力的内容，缺一不可。 第二种观点是证据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主要解决的是证据来源和证据方式的合法性问题。这种观点主要借鉴了大陆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立法和理论，将关联性排除在证据能力之外。 第三种观点则是关联性和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应当是包含了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以及证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这种观点一般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学说。
笔者认为，一项证据资料有证据能力，必须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项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法官不予采用，应该排除。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必有三项属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第一，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也就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指民事诉讼证据本身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捏造的。法院正是通过这些客观存在的证据，才能够切实的把握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作出正确的裁决。反之，如果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虚假的，裁判就会出现错误。因此，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性是它的本质属性。第二，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也就是相关性即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一联系可以表现为直接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间接的联系；可以表现为肯定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否定的联系。只要同待证事实存在联系，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联系，都符合关联性的要求。因此，判断有无关联性的标准应当是：由于证据的存在，使得待证事实的真实或虚假变得更为清晰，从而有助于证明待证事实的真伪。第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不为法律所禁止，即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提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合法性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这是指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必须经过法律规定的质证程序，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法院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证据的证明力先于证据能力，缺乏证明力，证据能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有学者认为不具备证据能力也就不能作为证据出现在事实裁判者的面前，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限制。此外，还有学者持折中的观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互为前提，辨证地统一在证据之中。笔者认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在区别上，证据能力为可以采纳为证据的资格，而证明力系指证据资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证据必须先有证据能力，即须先为适格的证据，或具可采信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的问题。前者系有无问题，后者系大小、强弱之程度问题。无证据能力则根本不予容许为证据。无证据能力则事实审理者不予采信。所谓自由心证，或自由判断，亦即自由评估，系专就证明力而言。对于无证明力的证据，则无自由判决的余地。因此可以说，所谓证据能力，是从形式方面来观察其资格；证明力，是以实质方面来考察其价值。 关于两者的联系，笔者认为，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基础，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才有证明力可言，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证据能力上均具有适格性。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之间的联系，李学灯先生认为有三个根据：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虽有截然不同的涵义，但两者之间不能不说没有紧密的关系。如前所述，第一，证据可采信的各种规则，除因其他外部的政策而发生意外，寻其渊源，有很多是基于防止不可信的危险。换言之，即原由证明力的问题而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第二，由证明力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各国法例有广义与狭义的不同。对此我们极少受规则限制而动辄借口所谓自由心证，对于各种严谨的规则，仍有从事研究的必要。由此才能促其对于证据性质的认识，而有助于对证据的正确评定，亦即可获得心证正确的标准；由此可真正获得心证的理由，证明在判决之中。第三，对证明力的判断，通常所谓不能违背经验规则及伦理规则，这是为求得基于客观的标准而言。因此，如对于所提证据的立证价值，在表面上显已有违经验规则时，自不得予以容许，而视与待证的事实，失其可容许为证据的能力。
关于一项证据受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后，由于其不具有证据能力，其直接的法律后果是该证据不能向法庭提出，法官也没必要对该证据组织质证认证，也就是法官可以根本不考虑该证据。因此，在立法上，必须明确规定证据排除后的法律后果，这样，双方当事人才能更好的完成举证，也才能更好提供适格的证据，从而减少证据收集的时间，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更快的解决纠纷。
二、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
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的。在英美法系国家立法者热衷于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哪些证据应该排除，不具可采性，具有浓厚的制定法色彩，与英美法系以判例为主的传统有异，其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一大特色。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第一，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陪审团制度密切相关，案件的审判分两步进行，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两者之间分工明确。基于对陪审团的不信任，以及证据未具有某种程度之价值；或其证据虽具有相当价值，而有过分的偏见，不正当之意外，或混淆争点等危险者，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和特免权规则等。第二，英美法系国家不遗余力的规定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证据可采性标准，还与其诉讼模式有关—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证据资料的范围，由当事人视其是否必要而定，且为确保被告行使防御权，运用证据可采性理论进行限制，致求证范围缩小，证据可采性的范围也随之缩小，这就使得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的重心偏向证据能力，惟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作为自由心证之资料。采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为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限制其辩论的范围及方法，并寻求其合法的证据，其判断证据能力的错误性较小，对个人利益保护比较周全，这符合英美国家强调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保护，同时也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总之，英美法系国家为防止陪审团先入为主，或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或误用推理的经验法则，或迷于被告的社会地位或经验，导致偏见或专断或涉及感情之弊害，由立法就可作为证据的范围加以限制，设立严格的证据采纳规则，可谓用心良苦。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种证据排除规则并不青睐，一般具有关联性、真实性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证据加以使用，立法并无明确规定证据排除规则，而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作出裁判。大陆法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英美法上的排除规则，法律先设定排除证据资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明能力的前提下，对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大陆法系缺乏英美证据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排除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法官审判案件时，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处理由同一法官作出，而基于职业法官的高素质和法学理论知识，以及调查证据的严格程序规定没有必要对证据能力的规定加以明确的排除，而仅依自由心证裁判即可。第二，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从立法上期待法官适当地进行证据调查收集，并对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因而对于何种证据资料可以接收为证据，没有像英美证据法那样规定详尽的证据排除规则。证据是否真实可信，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联，均由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判断。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对证据的取舍与运用及证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是让法官凭借“良心”和“理性”自由作出判断，并依据心证形成的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然而，由法官毫无标准和限制的任意自由评判，难免会影响心证的正确性。故在诉讼程序中设立了直接审理主义原则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以限制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认定事实的基础资料，从而就相应地排除了不能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资料。因此，可以认为，直接审理主义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
概而言之，两大法系基于审判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同，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也不同。英美法系主要是可采性的概念，大陆法系主要是证据能力的概念。那么证据能力与可采性两者关系如何呢？一般而言，两者都是指何者可以容许为证据之资格，范围基本一致。证据的可采性一般包括两个前提——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而不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是没有证据能力的。但是两者的范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凡无证据能力，便无法受容许为证据的资格；虽有证据能力，有时因法官的自由裁量，如已有充分的证据、立证价值甚微或已无必要时，也不得予以容许或采纳为诉讼上的证据。一般而言，证据的能力问题或者可采性问题从证据排除规则的角度而言，更具有周延性和完整性。
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两大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也在缓慢靠拢，它们之间的真空地带并非是不可进入的盲区，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青睐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各国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的一些共同的法理基础还是存在的，如保护人权、发现真实、维护正义、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效率、维护司法的纯洁性和裁判的权威性等。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取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模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道德意识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必然要在证据制度上得到反映。基于此，根据我国的国情，构建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法理价值：
（一）发现真实
发现真实是裁判的基础，只有发现了真实，法院作出的判决才有可靠的基础，才是正确的判决，判决的权威也是因判决的正确性而确立。因此，法官尽一切可能发现案件真实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体现了这个道理。怎样设计证据规则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排除哪些证据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法官才能作出正确的裁判，为什么要规定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才有可采性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法官必须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必须以亲自感知的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法官必须亲自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除此以外，法律还赋予了当事人对证据异议的制度，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英美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明确规定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规则。如品格证据规则，一个人品格的好坏怎么能证明他所作的陈述为真或假？如传闻证据规则，其不可靠性更甚，采用这样的证据危险性更大，还有可能混淆争点，导致错误。因此，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方法更有利于发现真实。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指出，必须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方可容许，即任何证据制度必须求其具有合于理性的目的，提出作为证据的任何事实或者证据资料，必须基于合理的标准，以便于采信。为了达到合于理性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受到事实审理者的偏见或情绪的影响，就应当排除各种不合理的证据方法。如在英国，直到1819年才通过立法禁止决斗审判以及水审或火审等迷信方法；1833年正式废除宣誓免责制度。过去往往认为有立证价值，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其立证价值被彻底否定，到19世纪中叶，这种方法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对“真实”的理解是客观真实呢，还是法律真实呢？不言而喻，发现真实就是要尽量的发现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种真实当然是一种客观真实，只有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法官才能正确的作出裁判。但是，在案件审理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现客观真实是个未知数，把发现真实作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标是可以的。但是法官在审理中只能根据案件材料认定的事实来评判，只能是一种法律真实，这种法律真实只能无限接近真实，但绝不等于真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应该建立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上，因为要求按客观真实来作出判决是强人所难，法律不能要求法官做不到的事情，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到底是不是客观真实，是很难认定的。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可能重现于法庭，因此客观上无法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进行对照比较。另外，法官认定案件事实还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受证据规则的制约，受举证时限的制约，受效率的影响等。因此确立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排除那些对发现真实没有作用的证据，最大限度的发现真实。
（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作为一个人必需的基本的权利，现代社会确立人权原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过去的普通法系里，取得证据的方法对证据的容许性没有影响，有这样一句谚语：“不管你如何取得证据，即便是偷的，也将被容许为证据。” 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因受到法兰西革命保护人权的思想的影响，对被告人自白这一证据极为怀疑，同时也非常受重视，于是便产生任意性自白法则，即被告的自白必须出于任意的主观自愿，否则不能作为证据。 英美证据法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排除法则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则，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美国大法官鲍威尔指出：“虽然不涉及政府对人身、住宅、信函和财产的独立侵害，但却涉及在大陪审团询问中常见的对个人隐私权的剥夺。” 现在几乎各国都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什么要排除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其除了基于立证价值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对人权的保护。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不合理的搜查与逮捕、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具备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以1914年对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宣判为发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现在已经延伸到民事领域，其考虑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根据意大利有关法律的规定，非法获得的书证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从非法被拘留人那里获得的材料或陈述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
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以非法的手段收集证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等规定，体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也符合加强对人权保护的法理。当今世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几乎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心愿，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保护人权，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法律，只有从法律上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同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制裁，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权。
（三）维护其他社会利益
凡是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均得予以容许，但对于通常可能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或证据资料，由于考虑到对其他利益、权利的保护，或者基于其他政策与理由等因素，将排除其作为诉讼证据。 与争议事实有关联的证据，原则上都是可以采纳的，但是，基于公共政策或证明政策的考虑，证据尽管有关联性仍能予以排除。一般来说，证据的关联性通常会使其对于诉争事实具有盖然性的证明价值，赋予其相应的证据能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某些证据的分量很小，证明价值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某些证据的关联性过于遥远，容易导致推测、虚构或者浪费时间；某些证据会产生多个争执点，容易混淆主要争点，造成事实审理者重心的偏离；某些证据可能会误导陪审团，或者诱导其凭感情冲动作出不恰当的决定；某些种类的证据在类型化上不可靠或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给事实审理者带来错误的危险，等等。上述证据自身所包含的诸多风险，可能超过了它们的证明价值，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据的需要与采纳这些证据造成的损害之间进行比较、权衡，确定孰轻孰重。此外，一些外在因素，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等也影响有关联性证据的采纳。比如，基于效率的考虑而排除某些分量极小的证据，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排除某些书证。其结果是在法律上规定某些有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排除了法官在这些证据取舍上的自由裁量。 如美国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之排除。公共利益远远高于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如果有关联性的政府信息被披露将损害公共利益时，应予以排除，此即所谓的政府特免权。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比如损害国家安全、防卫或者危害国家关系的信息、文件或机密以及警察局的信息、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秘密，均属于以公共政策为依据应排除的证据。 发现真实固然有利于实现公正，维护社会利益，但在有些情况下，发现真实的方法会与通过诉讼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相冲突，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手段而追求目的。许多大陆法国家都规定，证人与当事人有亲属、同居、监护、雇佣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关于其立法理由，正如日本学者松冈义正所言：“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者为原告、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间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弊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
三、两大法系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一）英美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1、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是英美法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 ）,也称排除传闻法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 ），含义为：其他人而不是在诉讼中作证的人所宣称的事实一般不得采纳为证明证人主张的任何事实的证据。 应当说，规定传闻规则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可靠性的考虑。一般认为，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传闻不得采纳：第一，传闻证据不是最佳证据，如果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就是鼓励用不充分的证据代替强有力的证据；第二，传闻证据容易编造；第三，转述中存在出现错误的危险；第四，无法看到证人提供证据时的表情和下意识行为；第五，传闻未经宣誓；第六，无法进行交叉询问；第七，被告人当面对质的权利无法行使。但是从常识来看，许多陈述虽属于传闻，但仍可能具有可靠的外围保障和内在优越性，属于相当有用的证据。为此，美国普通法发展而来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制定排除传闻的总规则，另一方面在能提供真实性保障的条件下规定许多例外。按照《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如果一传闻符合以下情况，而且陈述者不能作为证人出庭，则对该传闻不得适用传闻规则予以排除：（1）先前的证言；（2）认为死之临近时的陈述；（3）违反利益的陈述；（4）关于个人或家庭的历史的陈述；（5）其他例外；（6）因不法行为而丧失。 据此，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证据可靠性、风险性以及鼓励当事人提供最佳证据同时尽量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2、品格证据规则 (character evidence )
根据普通法的传统，原则上不得以某人的品格如何作为证据用来证明其在特定场合之下从事与其品格相一致的行为，即一个人的品格是否善良或邪劣，对于证明某一系争事实中是否他可能或不可能从事某一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应当予以排除。“品格”（Character）一词在证据法条上至少包括三种明确的含义，第一，它是指某人在其所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声名；第二，它是指某人的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第三，它是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等。 英美法国家在立法上通常将品格证据作为一种排除规则的内容加以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a）规定：“有关某人品格或者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能以证明该人在某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或品格特征相一致。”对此，有美国学者认为，一般而言，该条继受了普通法排出采用品格证据的传统。一般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对品格证据的排除，是着重防止这种证据本身可能带来误导、混淆主题、耗费时间的消极影响，虽然该种证据本身并不能说没有丝毫的证据价值，但是就其采纳上的利弊权衡来看，其弊端远远大于其益处。并且，这种证明方式主要是涉及有关证人的名声、经历以及为人处世的习惯，与证明该人是否会倾向于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缺乏直接的证明关系，只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推测，并无确切的证明前提。但是，在规定排除品格证据的同时，一般各国通常还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比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规定：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被害人的品格以及证人的品格在特定情形下可作为例外。如就被告品格而言，由被告人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征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反驳被告人品格的证据。 据此，排除品格证据主要考虑的是不具有关联性。
3、意见证据规则
关于意见证据的一般规则是：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领域中，证人只能叙述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评价事实和作出推断是法官或者陪审团的事，因此意见证据一般是不可采纳的。意见证述不被认为有证据能力，其法理上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侵害法官的机能。基于事实而产生的推测与意见的判断作用，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此项认定的作用，应由法官担负。证人是依证言而提供可为法官认定资料的客观事实，仅具有提供机能。而作为认定职能，这不属于证人证言机能的范畴。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作为供述的内容，这便超越了证人本来的机能，进而兼具法官的机能，这无异于允许证人代行法官的职能。其二，有可能使立证产生混乱进而发生偏见之虞。意见并非为证人所体验，因此，证人的意见与推测在证据上并无用途，且具有对事实进行公正认定的消极影响。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不仅使其证述的客观事实中混入与提供证据资料上毫无关系的内容，并且造成立证上的混乱，产生提供偏见或预测资料的危险，难免对发现事实真相产生阻碍作用。 美国联邦证据法第701条规定：“如果证人不属于专家，则他以意见或推理形式作出证言仅限于以下情况：（a）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和（b）对清楚理解该证人的证言或确定争议中的事实有益。”加拿大证据法第67条规定，如果证人不是作为专家来出庭主张，除非是基于他所亲身体验到的事实，或有助于证人清晰地陈述，或者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确定争执点，否则，不得发表任何意见或进行推断。
4、最佳证据规则
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的事实，只能采用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久而久之，这一规则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失去了其基本规则的原旨意义，其适用范围现已主要局限于书证领域，即有关文书的内容或其存在直接证据的情形时，应当排除环境证据的提出。但是，英美法近年来的审判实践在认定书证证据力上，对是否一定要适用最佳证据规则出现了许多例外情形，以致于使传统意义上的最佳证据规则失去了其本质特征。美国证据法第1004条明确规定了不要求书证原件，有关书证的其他证据也可以予以采纳的几种情形：（1）所有原件均已遗失或毁坏，但提供人处于不良动机遗失或毁坏的除外；（2）原件不能通过适当的司法程序或行为获得；（3）原件处于该证据资料的出示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下，已通过送达原告起诉状或其他方式告知该当事人，在听证时该材料的内容属于证明对象，但该当事人在听证时不提供原件；（4）有关书证内容与主要争议无紧密关联。 最佳证据规则要求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最好是原件，否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采纳。
5、证据特免权规则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作为合同生效要件以及商品房预售款项规范管理的构想
——如何降低商品房预售中购房者的风险
作者:王清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我国房地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了规范房地产市场，保证和促进房地产发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并公布了《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筑法》等法律；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了大量行政规章和行政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目前，我国房地产法律体系业已初步建立，为房地产纠纷的处理提供了依据。作为新兴产业之一，且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房地产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近年来法院审理的房地产纠纷案件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而“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投诉电话之最亦属房地产业。其中，因商品房预售而产生的纠纷亦不在少数。
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的存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那么，其原因何在？我们又应采取什么对策来加以规范？在本文中，针对现如今商品房预售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从商品房预售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发，从法理的角度阐析导致商品房诸多预售纠纷中该法律法规中所存在的漏洞，并就如何完善立法加强管理和规范提出自己的些许建议。
一、商品房预售的概念及相关法律规定
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商品房预售方式首创于香港，由于房屋尚在施工中便被“拆零砸碎”，分期分批地预售给广大投资者，如“落花片片坠落”，故商品房预售又被称为“卖楼花”。 因其可以有效地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先期资金投入的问题，因而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商品房预售过程中，由于工程长，交易标的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使购房者所面临的风险有比一般现房买卖大得多，购房者通过房屋预售合同只获得一种期待权，其权利的实现非常地被动。为了保护广大购房者的权益，国家对商品房的预售有着较为严格的法律限制。其中，《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三）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２５％以上，并已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已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等规定对商品房的预售条件、市场准入等予以事前调整及规范。另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３０日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３０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第三十三条“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等规定也都对规范商品房预售后有关合同的登记备案制度及产权登记等事项进行了详细地事后调整。在今年的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将于今年的6月1日起施行。
二、商品房预售所存在的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由于我国的不动产立法还不完善，市场机制也不健全，商品房交易行为极不规范，特别是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再加上房地产开发工期长、施工过程中会面临不确定的、复杂的因素，各种形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以泉州市鲤城区法院为例，仅2002年就受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180件。其中，开发商在售房时做出的虚假广告与实际建设情况不符而引发纠纷,有15件,占(该类案件数的)8%；开发商违反合同中约定的日期交房，买方要求支付逾期违约金而引发纠纷,有26件占14%；开发商交付的商品房面积缩水，与合同约定的面积不符而引发纠纷,有3件占2%；开发商与买方因商品房销售合同中的有关条款理解不一致产生分歧而引发纠纷，有36件占20%；开发商未按期将完工的商品房交付有关部门验收，导致商品房交付时未取得验收合格证书或造成买方未能如期发挥商品房的使用功能而引发的纠纷,有100件占56%。
纵观现今商品房预售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房地产开发企业重复预售商品房，或者将已抵押的商品房预售、将已预售的商品房抵押，使得一部分购房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实现，给购房者造成巨大损失；
2、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已贷款抵押的商品房预售套取资金，而后席卷预售款项或逃或匿，给购房者留下一幢“烂尾楼”；
3、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后，未能将预售款项用于在建工程，而是挪作他用，导致所建项目未能如期竣工交付使用甚至停工；
4、房地产开发企业交付的商品房面积缩水或者偷工减料使工程质量不合格，甚至出现豆腐渣工程，给房屋安全问题埋下巨大隐患；
5、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房屋时做出虚假广告，与实际建设情况不符，欺骗购房者，引发诉讼纠纷；
6、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期将完工的商品房交付有关部门验收，导致商品房交付时未取得验收合格证书或造成购房者未能如期发挥商品房的使用功能。
由于我国商品房市场仍处于发育阶段，不仅市场主体的一些经营行为极不规范，我国相关的法律也不完善，行政管理无法到位。立法上的不健全，未能给予严格地法律监督，导致行政管理上未能对商品房的预售进行适当地法律定位（如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只作为一种行政意义上的义务，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使得该制度停留在表面上无法得到完全遵守，并导致商品房的一房多售和商品房抵押与预售的冲突，未能实质性的保护购房者，充其量也只是行政机关对购房者的一种雪上加霜的做法）、动态跟踪（如预售款项使用的监管空白，使得购房者的购房款有如一叶小舟置身茫茫大海，能否平安返航只有大海知道）、完善地惩处机制（如未规定对不依法对预售合同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及不依法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处罚措施，使得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违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等等，问题也就存在了。
三、商品房预售相关法律规定的漏洞
在上述法律法规的保护下，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侵害，体现了商品房预售机制中对购房者保障力度的薄弱，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之间的极不平等性。上述规定看似非常地严密，却有如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实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纰漏：
1、商品房预售登记不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的要件，其所登记的是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它并不如担保法规定的房地产抵押合同须经登记生效以保障抵押权的实现，使远处于弱势的承购人的房屋期待权未能得到更切实有利地保护和实现，购房者所能做的仅仅是等待，却无从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有在背后搞小动作，其所能看得见的唯一保障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而这对于一座高楼大厦来说简直不足为道。当商品房预售登记对一个合同的效力问题并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时候，它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很自然地会被忽略或忘记。于是，商品房的一房多售、抵押后预售、预售后抵押就不为人所知了。这样，承购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不法侵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2、对于如何保证监督商品房预售款项使用的问题，由于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导致商品房预售款项的使用过于混乱无序且无人监管，这一漏洞在精明的商人们的眼中犹如一个能吸走任何东西的风穴，使得商品房预售筹集资金不足的真正目的被扭曲成了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降低交易风险的棋子或变相套取资金的手段甚至诈骗购房者预交的款项的良机。商品房预售款项不规范管理，使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最直接收益为提前收回成本，无异于将购房者推到风口浪尖，为一幢短期内看不见的“海市蜃楼”担负风险，而房地产开发企业则在旁观望、嘲笑。商品房预售款项的管理空白，使得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的多重限制和约束只剩下市场准入，而一切事后调整的规定在丧失对预售款项的有效监管下，成了无根之木，无水之源。因为，本应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的投资风险已经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了 ，这无疑为房地产开发企业解除了后顾之忧。
3、房产主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如何对违反登记备案制度以及预售款项用于工程建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处罚的法律空白，使得商品房预售及款项使用得不到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预售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它注意到了商品房预售的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却有意地疏忽了违反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二、三款的惩处机制，未能给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健全地处罚措施保障预售合同登记备案义务及预售款项专项使用义务得到彻底地履行，给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可乘之机，更给房地产开发企业恶意将商品房的一房多售、抵押后预售、预售后抵押等侵害购房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打开了便利之门。据笔者所知，“一房多售”的最高记录为“一房五售”，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此外，“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的规定，却使得商品房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着实有三个月之长的法定可分离状态，不利于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稳定，也让房地产开发企业足有三个月的时间寻找买主将该商品房再次销售给他人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以恶意套取资金，侵害一手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亦或者，倘若房地产开发企业不配合购房者到有关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或者迟迟不将已竣工的房屋交付有关部门验收的话，处于极为有利位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还可以借此与购房者讨价还价，极大地拖累了购房者，两者的关系就犹如一个被人抓住小辫子的人处处被动的局面。
四、完善我国商品房预售立法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商品房预售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商品房预售的立法，给予相关行政部门明确地执法依据，以加强行政管理， 通过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来约束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为，避免房地产开发企业恶意或有意将投资风险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亦或者不合理使用预售款项引发一系列工程问题，给商品房的预售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平衡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之间的风险分担，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执业规则，以更好地保护购房者的利益。即将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对商品房预售的合同效力、预售广告、风险负担、质量、五种惩罚性赔偿责任等方面如何具体适用法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规范商品房预售市场的两个其作用不可估量的关键因素（即商品房预售登记和预售款项规范管理）却被忽略了：
首先，商品房预售登记必须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
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商品房预售登记是由预售人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这是预售人的义务。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论出发，两者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有权利必有义务，有义务必有权利。而购房者作为与该预售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一方，他就应该有权利要求预售人必须对预售合同进行登记，而相关法律法规中并为赋予购房者这一权利。因此，应该明文赋予购房者要求预售人进行预售登记的权利，这样才能避免预售人不到有关部门登记，而购房者却始终被蒙在鼓里无法及时有力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才知道新娘要嫁人了而新郎不是你。
从市场交易实践来看，商品房预售的登记，它可以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可以避免和预防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的作用。商品房的预售登记并不是一种物权登记，它使购房者取得了对尚未实际存在即尚在建的商品房的具有物权性质的期待权。但是，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只赋予了商品房预售登记行政上的意义，却未赋予其法律强制上的意义，致使商品房的预售登记成为一个摆设。因为商品房预售登记制度的不抓落实，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将房屋多次销售给不同的人，也可以待楼价上涨后卖给他人赚取更高的利润。而要将商品房预售登记制度上升到实质意义上法律强制的高度，则必然要求将登记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这样，才能强制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必须到有关部门进行合同登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予以足够的重视，通过登记使合同产生公示的效力，对抗第三人的购房行为，减少商品房预售的纠纷，通过行政部门的登记监管行为，彻底打破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商品房预售套取资金的美梦，从根本意义上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的实现，也可以解决现今法学界一直在争论的“商品房预售”与“商品房抵押”何者效力优先的冲突，其对于稳定金融秩序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视。
其次，必须有专门机构对商品房预售款项进行有效监管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但是，这一条款具体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其款项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管，使之根本并未得到广大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重视和遵守。而当商品房预售款项的使用被放纵的话，房地产开发企业携款潜逃现象非难事，商品房面积缩水、工程质量不合格现象将因款项的不到位而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商品房的诸多问题中，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屡见报端，就连98年以前的长江大堤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坝也有豆腐渣工程的阴影。这其中，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为牟取暴利而为之的心态在作祟，但是，赚钱是生意人的本性，对于其心态我们还可以表示适当地理解。而当这些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工程在阳光下作业时，我们的法律又在干什么呢？它告诉房地产开发企业，你必须将预售款项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然后它就在懒懒地阳光下睡着了。在我们的国度里，国民的素质尚未提高到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法律、自觉捍卫法律的高度，它必须在有关部门的有效监管的外力作用下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在公司股票、债券的发行中都规定筹集资金不按规定用途使用的，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它还有中国证监会的监督管理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在商品房预售中，我们也应当借鉴此种做法，考虑由银行或者信托机构负责对预售款项进行实质性的监管，确保预售款项的专项使用和工程款项的充分供给，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给付监管结构一定的报酬， 待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后再将余款退给房地产开发企业，以避免预售款项未被用于工程建设而引起的工程质量不合格、工程停工甚至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老板携款潜逃或者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期将完工的商品房交付有关部门验收等问题，最大限度地保证工程款项不人为地流失，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给购房者提起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留有余地。
最后，完善对未依法进行预售登记和预售款项专项使用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惩处机制
所谓的法律，它的一大特征就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而在商品房预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对不履行预售合同登记备案义务及预售款项专项使用义务的惩处机制。在缺乏相应地惩处机制的前提下，违法成为了一件肆无忌惮的习惯行为，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就司空见惯了。在前面，我们已经阐述了商品房预售登记必须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和专门机构对商品房预售款项进行有效监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为了保证这两项措施得到落实和遵守，我们还应该健全相应地惩处机制，明确其违法的代价，包括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只有在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下，才能真正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
总而言之，在我国推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下，我们要力求立法尽可能的完善，完善的立法被完全执行。在规范商品房预售的市场交易行为中，我们应完善立法，明确违法所应担负的法律责任，并辅以严厉地惩处措施，使其不能、不敢、不愿也不想违法，立法被完全执行，不要让不法奸商钻了法律的空子，让法律成为不法奸商的保护伞，更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才是法律的真正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