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关系概述/韩召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14:59:38 浏览: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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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王海宏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即民法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民法的基本概念，民事法律关系是整个民法逻辑体系展开与构建的基础。民法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之学，以研究民事法律关系的各项要素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为主要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所形成的以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系，是民民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和组织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必须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之间要发生种咱社会关系。为了使社会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和谐有序，国家运用各种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使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获得了法律关系的性质。由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汗臭录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不所不同。民事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一种，是现代社会中最重的一类法律关系，属于私法关系。民法组织社会秩序功能的实现主要就依赖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
由玮法自身功能的局限，以及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的社会关系无限丰富多样，民法所调整的只能是平等主体的个人和组织间的一部分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平等主体间的社会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之间并非一一对一度打天下。民事法律关系并非是在地描述此类实际的社会关系，恰 恰相反，它们中间只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会被民法反映、表述为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对一部分现实生活的撷取。生活关系是一个连续同一体，而我们正是从这一连续同一体中取出一部分来，对其进行法律观察”。一言以蔽之，民事法律关系构造了一个没于“生活世界”的“民法世界”。
平等主体之间的哪些社会关系会成为民事法律关系？这是民法上的价值判断问题。从立法的角度观察，它关系到我们社会生活法律化和程度，需要立法者经由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作出决定。从司法的角度观察，只有平等主体之意在人有可诉性的社会关系，才是民事法律关系。这里所谓可诉性，是指法院会对此类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纠纷立案进行处理。例如在现实生活中，甲出于表达朋友情谊的目的请乙吃饭，却未能信守许诺，乙起诉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法院之所以通常不受理此类案件，就是因为至少在今天的价值取向看来，甲和乙之间并不存在具有民事法律关系，在审判实践中，需要法官从层的规范目的出发经由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进行价值判断。
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
王海宏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即民法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民法的基本概念，民事法律关系是整个民法逻辑体系展开与构建的基础。民法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之学，以研究民事法律关系的各项要素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为主要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所形成的以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系，是民民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和组织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必须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之间要发生种咱社会关系。为了使社会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和谐有序，国家运用各种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使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获得了法律关系的性质。由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汗臭录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不所不同。民事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一种，是现代社会中最重的一类法律关系，属于私法关系。民法组织社会秩序功能的实现主要就依赖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
由玮法自身功能的局限，以及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的社会关系无限丰富多样，民法所调整的只能是平等主体的个人和组织间的一部分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平等主体间的社会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之间并非一一对一度打天下。民事法律关系并非是在地描述此类实际的社会关系，恰 恰相反，它们中间只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会被民法反映、表述为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对一部分现实生活的撷取。生活关系是一个连续同一体，而我们正是从这一连续同一体中取出一部分来，对其进行法律观察”。一言以蔽之，民事法律关系构造了一个没于“生活世界”的“民法世界”。
平等主体之间的哪些社会关系会成为民事法律关系？这是民法上的价值判断问题。从立法的角度观察，它关系到我们社会生活法律化和程度，需要立法者经由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作出决定。从司法的角度观察，只有平等主体之意在人有可诉性的社会关系，才是民事法律关系。这里所谓可诉性，是指法院会对此类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纠纷立案进行处理。例如在现实生活中，甲出于表达朋友情谊的目的请乙吃饭，却未能信守许诺，乙起诉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法院之所以通常不受理此类案件，就是因为至少在今天的价值取向看来，甲和乙之间并不存在具有民事法律关系，在审判实践中，需要法官从层的规范目的出发经由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进行价值判断。
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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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费用如何认定及扣除
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的类似于水泥款、电费等工程费用如何认定，如何承担的问题，主张扣除一方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法院应当对每笔款项是否真实、有效并根据与其相对应的证据一一认定，必须有对方的财务签章予以确认或者对方自认，才能主张扣除。否则主张扣除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法律后果。
2003年7月16日，原告四建公司通过中标取得了被告六盘山公司发包的生产线扩建技改工程，该工程于2007年4月4日竣工验收交付。2007年8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史信委托人代表的六盘山公司对原告所完成的工程进行了决算，形成《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该工程造价审定为36792144.68元。2007年9月25日，第三人史信作为甲方与赛马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关于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人史信将其在六盘山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赛马公司，2007年9月30日，六盘山公司成为赛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固原市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2008年7月24日，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欠办公室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往来账项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7月31日的水泥货款69380.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六分公司提出数据有误，欠款为39192.00元，并加盖了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善后处理工作组于2008年1月4日收回了该39192.00元水泥货款。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6月30日上陵花苑一期工程5号住宅楼欠水泥货款8514.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六分公司提出“此款已和上陵公司结清”，并加盖了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一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6月30日，欠水泥货款253794.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职员朱云岩未经财务核对在“数据无误”处签字，并加盖了“宁夏四建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条形专用章，原告针对该询证函提供了其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证明了该工程对询证函中涉及价值253794.00元的水泥实际用了价值108528．00元，尚有价值145266.00元的水泥未用，法庭要求被告提供相关核对此笔账务的财务附件，被告未提供。2009年6月15日，被告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欠水泥货款10352.00元予以核对，该询证函下注明“数据无误”，签字人为康茂红，未加盖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9年1月15日原、被告对扩建的工程付款进行了对帐，经核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被告付给原告款6522830.61元。2009年8月10日原、被告对工程付款进行了再次对帐，经核对，截至2009年3月30日，被告付给原告款126000.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涉案的五笔水泥款如何认定。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2008年7月24日询证函涉及的39192.00元水泥款已由股权转让前的六盘山公司按照兼并协议、债权转让协议收取，被告不能重复扣减；2008年7月25日询证函涉及253794.00元水泥款未经原告财务核对确认，根据朱云岩证言、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证明四建公司对询证函中涉及价值253794.00元的水泥实际用了价值108528.00元，尚有价值145266.00元的水泥未用，被告未提供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财务附件予以证明，所以，该笔水泥款应该应以108528.00元计算；2009年6月16日询证函涉及的10352.00元水泥款没有原告单位及分公司的财务签章确认，只有康茂红签字，康茂红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询证函上的时间(2009年6月16日)与康茂红上陵家园工程水泥供货确认书时间(2007年4月4日)差距两年多时间，2007年7月30日前的水泥款由上陵南宇公司收取，但上陵家园工程水泥供货确认书时间是2007年4月4日，时间前后矛盾，因此，该笔水泥款应该由被告另行向康茂红主张；2008年7月25日两份询证函上涉及5676.00元、8514.00元水泥款，原告已经载明结清，被告抗辩2007年7月31日前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应该从南宇建材公司拉水泥174600.00元，实际拉走159022.00元，剩余价值15578.00元的水泥四建公司六分公司从被告处拉走14190.00元应该给被告支付，抵消被告应付给四建公司的工程款是被告与南宇建材公司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做审理。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六盘山公司给四建公司的询证函中涉及的四建公司欠付六盘山公司的五笔水泥款，即5676.00元、8514.00元、39192.00元、10352.00元、253794.00元，是否应当从本案工程款中抵扣的问题。对于六盘山公司认定询证函所反映的8514.00元和5676.00元两笔水泥款，因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在两份询证函上注明已与上陵公司结清；四建公司六分公司确认于2008年7月24日欠付水泥款39192元，后四建公司提供了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善后处理工作组出具的证明和该组成员傅晓春收回该笔水泥款的证明；对于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康茂红于2009年6月16日确认的10352.00元水泥款，因为未加盖四建公司财务印章，四建公司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法院认为以上四笔水泥款不应从本案工程款中抵扣。对于六盘山公司提供的于2008年7月25日询证函涉及的253794.00元水泥款，因未经四建公司一分公司财务部门确认，只加盖“宁夏四建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专用章，而四建公司及经办人四建公司一分公司朱云岩只认可实际使用了价值108528.00元水泥，并且有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印证，六盘山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欠该笔水泥款，因此，该笔水泥款应当以认可的108528.00元从本案工程款中予以抵扣。
二、案件来源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固民初字第5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1)宁民终字第20号
三、基本案情
2003年7月16日，原告四建公司通过中标取得了被告六盘山公司发包的生产线扩建技改工程(土建、给排水、电照等)，2003年7月25日，原、被告签订了第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约定为1450万元。2005年9月22日，六盘山公司杨志俊等25名股东将2810.4万元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史信持有，占总股本的80％，其余702.6万元股份由杨志俊等25名股东继续持有，占总股本的20％。2006年3月8日，原、被告又签订了第二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约定“以甲乙双方审定决算为准”，该工程于2007年4月4日竣工验收交付。2007年4月，北京五联方圆会计事务所接受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马公司）和第三人史信的委托，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财务账，对六盘山公司截至2007年4月30日的资产及负债清查、截至2007年7月31日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作出《审计报告》。2007年4月30日的资产及负债清查《审计报告》对六盘山公司提供的“土建工程”帐页中的水电费扣除款共计1062146.72元，其中被告各分公司水电费扣除款小计621897.56元，2007年7月31日会计报表审计“应付帐款明细表”反映有原告应付款6864948.83元。由于六盘山公司向五联会计事务所提供账务时对应付原告的375978.96元工程款错误挂账成应付固原三泰公司，造成审计调账串户，应付给原告的工程款少挂账375978.96元。2007年8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史信委托人代表的六盘山公司对原告所完成的工程进行了决算，形成《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该工程造价审定为36792144.68元。2007年8月13日，第三人史信转让了六盘山公司全部股份，在固原市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2007年9月8日经双方对工程款进行对账，经核对，截至2007年7月31日，被告共支付原告工程价款28972278.98元。2007年9月25日，第三人史信作为甲方与赛马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关于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六盘山公司是2003年设立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3513万元，由史信持有35l3万元股份，转让总价款3677万元”，协议第三条对六盘山公司负债约定“甲方保证在本次股权转让中，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中六盘山公司所申报负债完整，不存在其他未记账的负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六盘山公司出现在2007年4月30日之前发生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未记账的六盘山公司负债(包括或有负债)或2007年4月30日至乙方正式接管六盘山公司之日期间发生但未计入六盘山公司财务帐的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由此给六盘山公司或乙方造成损失，由甲方负责承担”。第三人史信将其在六盘山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赛马公司，2007年9月30日，六盘山公司成为赛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固原市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2008年7月24日，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欠办公室（以下简称“赛马公司清欠办”）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往来账项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7月31日的水泥货款69380.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六分公司提出数据有误，欠款为39192.00元，并加盖了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8年1月4日，根据第三人史信代表的宁夏南宇建材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于2005年9月13日签订的《兼并协议》第三条第二款“兼并前乙方其他应收款及应付账款原则上由工作组负责清收，新公司不介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约定，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善后处理工作组于2008年1月4日收回了该39192.00元水泥货款。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6月30日上陵花苑一期工程5号住宅楼欠水泥货款8514.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六分公司提出“此款已和上陵公司结清”，并加盖了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一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6月30日，欠水泥货款253794.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职员朱云岩未经财务核对在“数据无误”处签字，并加盖了“宁夏四建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条形专用章，在庭审中，朱云岩当庭提出：“当时他们水泥厂来了个业务员，他就问瑞和园项目部水泥预计使用量是多少，就要一个水泥的计划用量，问完以后说在那个询证函上要签个字呢，我让他们提供实际供水泥的出库单和财务对账，他当时说没有拿，让我把这个字签了回去汇报再对账，他还要求盖章呢，当时工地上也没有什么章子，就盖了项目部材料章，他拿走就再也没有把那个东西拿来，我认为年底要对帐，就再也没有管，结果他们不对帐，拿这个询证函把我骗了，这个询证函不是结算单”。原告针对该询证函提供了其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证明了该工程对询证函中涉及价值253794.00元的水泥实际用了价值108528．00元，尚有价值145266.00元的水泥未用，法庭要求被告提供相关核对此笔账务的财务附件，被告未提供。2009年6月15日，被告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欠水泥货款10352.00元予以核对，该询证函下注明“数据无误”，签字人为康茂红，未加盖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9年1月15日原、被告对扩建的工程付款进行了对帐，经核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被告付给原告款6522830.61元。2009年8月10日原、被告对工程付款进行了再次对帐，经核对，截至2009年3月30日，被告付给原告款126000.00元。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四建公司与被告六盘山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经过了招投标等合法程序，该工程施工合同已履行完毕，工程已验收并交付使用，因此，该合同合法有效，六盘山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工程款的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对被告六盘山公司提出的现在以刘天茂为法定代表人的六盘山公司从未与四建公司签订过任何工程合同，不应该成为本案被告问题，六盘山公司与当事人史信之间只是股东、股权的变化，没有变更企业性质，第三人史信转让该企业股权给赛马公司也未改变该企业的性质，并将企业负债一并转让，企业的股权转让并不消灭该企业的负债，因此六盘山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第三人史信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因本案的原、被告之间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而史信与被告的现任股东赛马公司之间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在本案中史信与原、被告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史信与被告的现任股东赛马公司之间进行财务审计是对被告账面上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确认，在股权转让时，被告负债申报完整与否，直接关系到赛马公司的损益，而并不对被告造成损失。由于负债申报完整与否引起的损益只发生在股权转让当事人之间，若有损益，也应该由赛马公司向史信另行追偿，本案不做审理。
本案涉及的工程款支付问题，应该以双方工程决算审核定案的数额减去己付工程款得出。2007年8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史信委托人代表的六盘山公司对原告所完成的工程进行了决算，形成《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该《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是双方根据工程量及单价对工程的决算结果，审核前造价为44626571.27元，审核后造价为36792144.68元，充分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史仁作为当时六盘山公司的委托人在《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上签字，是受第三人史信的委托，第三人史信代理人认为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是真实的，是原告和史信及赛马公司三方最终确认的，该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中的数额与审计报告当中的数额相符，因此工程总造价应该以36792144.68元认定。2007年9月8日经双方对工程款进行对账，经核对，截至2007年7月31日，被告共支付原告工程价款28972278.98元。2009年1月15日原、被告对扩建的工程付款进行了对帐，经核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被告付给原告款6522830.61元。2009年8月10日原、被告对工程付款进行了再次对帐，经核对，截至2009年3月30日，被告付给原告款126000.00元。以上三次对账数额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一分公司发去询证函上标明欠水泥货款253794.00元，原告的一分公司实际用了价值l08528.00元的水泥，因此，欠款数额应该为1062507.09元(36792144.68元一28972278.98元一6522830.61元一126000.00元一108528.00元)。
关于621897.56元电费是否支付问题，北京五联方圆会计事务所受赛马公司和第三人史信的委托，根据六盘山公司提供的财务账进行了审计，并作出《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将原六盘山公司单方扣减原告水电费621897.56元挂账从固定资产中调整为应付账款科目，该电费是根据六盘山公司提供的一张工程用电分配表中标明的数额，工程用电分配表是一张单方挂账的帐页，没有任何附件和原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况且，原告提交的电费结算单、物资验收入库单、电费抄表单、六盘山公司便函(程玉玲与张春燕签字对账单)、从宏?N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调取的2005年之前的涉及电费顶材料款的财务凭证，以及经手电费做账的原告原任会计张春燕证言、被告原任会计刘朱明证言，还有原告的抄表电工彭彬证言、被告的抄表电工何有强证言，证明了原告在六盘山公司施工期间，由于用电发票泾源县供电局只能向六盘山公司出具，原告用电交纳电费需要的用电发票六盘山公司无法出具，经双方协商以水泥发票顶电费发票做账，同时也证明了原告在六盘山公司施工期间电费从抄表到财务结算的整个过程，该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证明了原告施工电费已交纳。因此，被告仅凭《审计报告》中的应付账款水电费621897.56元挂账抗辩原告在施工期间未交纳电费证据不足。
关于2008年7月24日询证函涉及的39192.00元水泥款已由股权转让前的六盘山公司按照兼并协议、债权转让协议收取，被告不能重复扣减；2008年7月25日询证函涉及253794.00元水泥款未经原告财务核对确认，根据朱云岩证言、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证明四建公司对询证函中涉及价值253794.00元的水泥实际用了价值108528.00元，尚有价值145266.00元的水泥未用，被告未提供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财务附件予以证明，所以，该笔水泥款应该应以108528.00元计算；2009年6月16日询证函涉及的10352.00元水泥款没有原告单位及分公司的财务签章确认，只有康茂红签字，康茂红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询证函上的时间(2009年6月16日)与康茂红上陵家园工程水泥供货确认书时间(2007年4月4日)差距两年多时间，2007年7月30日前的水泥款由上陵南宇公司收取，但上陵家园工程水泥供货确认书时间是2007年4月4日，时间前后矛盾，因此，该笔水泥款应该由被告另行向康茂红主张；2008年7月25日两份询证函上涉及5676.00元、8514.00元水泥款，原告已经载明结清，被告抗辩2007年7月31日前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应该从南宇建材公司拉水泥174600.00元，实际拉走159022.00元，剩余价值15578.00元的水泥四建公司六分公司从被告处拉走14190.00元应该给被告支付，抵消被告应付给四建公司的工程款是被告与南宇建材公司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做审理。
关于拖欠工程款的利息及违约损失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33条3款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28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从第29天起按照承包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因原告未提供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因此，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项“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的规定计算利息支付时间，即利息从2007年4月5日起按照被告的付款额度及时间段，按照承包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这里说的利息实际上是一种法定孳息，只要有工程欠款，就有利息发生。在此种情况下，违约责任和利息互不干扰，是可以并存的。但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约定计算办法及数额，视为约定不明，因此，对原告请求的违约损失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主张的工程款及利息诉讼请求成立，被告抗辩理由不成立，第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一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欠款1062507.09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7年4月5日竣工验收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被告的付款额度及时间段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第三人史信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1.本案欠付工程款应当由谁承担。2.关于电费及五笔水泥款如何认定。
二审法院认为，四建公司与六盘山公司于2003年7月16日和2006年3月8日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工程于2007年4月4日竣工验收交付，2007年8月2日双方对工程进行了决算，形成《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该工程造价审定为36792144.68元。2007年8月13日，史信将其在六盘山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赛马公司，2007年9月30日，六盘山公司成为赛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之规定，公司的股东及性质变化不影响其对外债务的承继，六盘山公司依此应当承担支付四建公司工程款的责任，史信在本案中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对六盘山公司认为不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而应当由史信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二审中原六盘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史信自认涉案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的工程款的总决算数据中不存在遗漏扣减电费的问题，四建公司也认为涉案工程电费已经缴清。因此，本案的工程款中不再扣减电费。关于史信与赛马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遗漏的债务申报，以及史信与赛马公司之间《审计报告》的确认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调整的范围。关于六盘山公司给四建公司的询证函中涉及的四建公司欠付六盘山公司的五笔水泥款，即5676.00元、8514.00元、39192.00元、10352.00元、253794.00元，是否应当从本案工程款中抵扣的问题。对于六盘山公司认定询证函所反映的8514.00元和5676.00元两笔水泥款，因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在两份询证函上注明已与上陵公司结清；四建公司六分公司确认于2008年7月24日欠付水泥款39192元，后四建公司提供了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善后处理工作组出具的证明和该组成员傅晓春收回该笔水泥款的证明；对于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康茂红于2009年6月16日确认的10352.00元水泥款，因为未加盖四建公司财务印章，四建公司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以上四笔水泥款不应从本案工程款中抵扣。对于六盘山公司提供的于2008年7月25日询证函涉及的253794.00元水泥款，因未经四建公司一分公司财务部门确认，只加盖“宁夏四建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专用章，而四建公司及经办人四建公司一分公司朱云岩只认可实际使用了价值108528.00元水泥，并且有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印证，六盘山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欠该笔水泥款，因此，该笔水泥款应当以认可的108528.00元从本案工程款中予以抵扣。
四建公司与六盘山公司对已付工程款数额经三次对账均无异议，六盘山公司共欠四建公司工程款应为1062507.09元（36792144.68元一28972278.98元一6522830.61元一126000.00元—108528.00元），六盘山公司应承担支付上述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九条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二百七十九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合同解除溯及力之反思与重构
—兼评合同法第97条
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 韩立强
内容摘要：在解除有无溯及力的问题解释方面，合同法第97条不甚明确。学理上虽然权威学者认为将传统民法中的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合一规定，进而以合同类型是否继续作为判断解除有无溯及力的标准，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出于立法技术考虑，还是出于规定的逻辑性，上述认识事实上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
关键词：合同解除，溯及既往原则，继续性合同，非继续性合同
合同解除关系合同存续，对当事人利益影响重大。从目前《合同法》对合同解除的规定看，立法技术上，该法迎合了国际贸易领域的统一法运动趋势，对各国立法例及国际公约借鉴有加，对合同解除制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所反映。但作为“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被贴上社会本位标签的现行解除制度与社会现实已显得格格不入，在合同解除的效力层面，问题更为突出。合同法第97条无视法律的确定性将溯及力问题抛给了法官，更使得理论方面的困惑及实务方面的混乱被无限放大，值得吾人反思。
一、合同法第97条将问题复杂化
就合同法第97条文义看，“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措辞虽然认可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并存，但在解除有无溯及力问题上却相当谨慎，从中很难看到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立法的影子，法律语言的确定性要求被忽视，而大而全、原则性强的立法特色彰显无疑。
而学者对合同解除是否溯及既往的理解，更是莫衷一是：有学者认可解除的直接效力说，即解除溯及于合同成立之时消灭合同，解除权行使后，合同如同自始不存在，未履行的债务归于消灭，已经给付的，发生恢复原状请求权；也有学者坚持解除无溯及力的认识，即合同解除仅指向将来发生效力，已为的给付仍有合法依据，并不因解除而失其基础。该说又可细分为间接效力说与折衷说，“间接效力说者，谓解除非消灭债之关系，不过阻止其已发生之效力，从而尚未履行者，发生拒绝履行之抗辩权，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折衷说，则指解除之际，债务尚未履行者，自其时债务消灭，既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此说认同解除消灭债权关系，与间接效力说不同，然不认有溯及的效力，与直接效力说亦异”[1]；更有学者以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区分为前提，认为解除的溯及力也应区别对待，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一般无溯及力，而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有溯及效力。是为区别说。日本民法并实践了该模式。
相比学者界说，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似乎超凡脱俗，从全国人大网关于合同法条文释义的说明看，立法的基本思路显然是渴望开拓所谓的中国特色之路。然在不健全的制度背景下，如此规定不仅与“法律贵在确定、明确”的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相去甚远，法律适用上也面临着障碍。如，关于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解除效力，合同法分则无规定，依合同法第124条，理应准用第97条并参照“类似合同”即买卖合同这一典型有偿合同的规定，但殊不知即便是区别论者也认可买卖合同解除的溯及效力，因此，法律适用上必然呈现依法参照适用的买卖合同的规定却不能合理解释不定期租赁合同解除效力的局面，绕有趣味。再者，在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中，逢当事人约定不明又不能达成其他非诉讼合同救济手段时，将私权、私利拱手交给无授权及无制约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通过集立法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法官对第97条的司法推断，去实现司法公正，非但与形式正义的要求相背离，而且难度不小。因为“假若把权力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利益。”[2]又裁量标准的不确定，灵活性作用的无限放大最后可能既无法保证同一事实统一结果的基本公正，更可能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本意相左。因为仰仗于法官个体素质的裁量权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中运行，必然倾向于随意、武断。“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至，这是一条万股不易的经验”。这无疑会对私权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构成威胁。恰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所言，“绝对自由裁量权与腐败一样，标志着自由的末日开始来临。”[3]自然，类似自由裁量权扩张的本性也会侵蚀到宪政大厦的角角落落，进而对人们的法律信仰造成冲击。
可见，合同法第97条灵活有余，但规范性不足，意图解决问题，实则使问题复杂化了。
二、“无溯及力说”已是“昨日黄花”
然而，无溯及力说能否贴切地揭示合同解除效力的本质呢？不无疑问。虽然该说曾是我国学界的通说[4]，但该说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且其确立问题往往同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纠葛在一起。考究代表性之德国学界认识，在2003年德国民法典修订前，立法上规定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方面，由于解除权的行使致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而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二者间当事人只可择一行使。“惟损害赔偿之原因与范围如何，自纯理论上言之，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义务，不过为原债务之变形或扩张，原债务既因契约之解除 而溯及的消灭，赔偿义务亦当然消灭，德国民法定为债权人须于解除与损害赔偿二者，选择其一，既为贯彻此理论也”[5]。这种理论逻辑考虑得到，但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却是不周到的，法定解除情形更是如此。因此，这种规定一出台就倍受学者及实务界的非议，如学者所言，“虽然该说从理论上能自圆其说，但过分重视了逻辑推演，忽视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量，对非违约方保护不力，因为有时单独地解除合同或请求损害赔偿都不能使非违约方的损害得到补偿”[6]有鉴于此，学者及法官往往通过对合同解除效力的另种解释来弥补立法上的上述缺陷。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合同解除间接效力的通说，即“解除契约时，并未溯及消灭原契约，而是在内容上，将其转变为一结算关系，未履行之给付义务因而废除，已给付者，则发生返还关系，但原契约关系之整体仍继续存在，仅其内容因解除有所变更而已”[7]。虽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此通说之基本贡献，在于使契约解除时，债务人仍得主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而获得圆满之理论基础”[8]，但在2003年以前的德国，对解除效力的认识，事实上形成了立法上的溯及力规定与学者及判例无溯及力的解释对立的局面。然随着新债法典第314条第4款 “解除合同，并不排除损害赔偿的权利”及该法第346条第1款“一方当事人合同保留解除权或享有法定解除权的，在解除合同时必须归还其所受领的给付并返还所获得的收益”的出台，这种着眼于立法上的逻辑自证产生的学说，由于其下当事人救济手段的单一以及解除初衷倍受质疑，逐渐的淡出各国立法的舞台。在“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的影响下，间接效力说也逐渐淡出我国学者的认识。而折衷说由于在当事人合法利益保护方面与间接效力说同样的问题，也很少有人采纳（折衷说自身的弊端明显，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在此不多赘述）。事实上，我国立法自合同立法三足鼎立时代始，对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存就是认可的，并没有德国学者“间接效力”说的历史情结，《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更加明确了这一点，所谓无溯及力说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法制传统似多有不符[9]。
三、“区别说”过于理想化，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
至于“区别说”，虽从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在我国法中的衔接出发，立足三方面即：其一，《合同法》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章规定合同解除，对传统法中合同终止制度并未明文，而把“德国所称的终止直接叫做解除”，“把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类型，把这种意义上的终止称为解除，不用终止字样，不至发生不适当的后果”[10]，又传统民法中的终止制度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解除多见于非继续性合同，合同解除效力理应分别规定；其二，恢复原状是解除有溯及效力的直接效果[11]，对于继续性合同，恢复原状常为不能之举，故应依合同类型继续与否而区别解除效力；其三，日本民法多年来的实践，更加证明区别说的生命力。条理清晰，分门别类，有可取之处，但仍不无可推敲之处。
首先，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在质的规定性上截然不同，合一理论先天不足。传统中，依大陆法系学者认识，合同终止因一方终止权之行使，使契约指向将来失去效力，其与合同解除都有消灭合同效力的功能，且都以行为的行使为必要。立法上，德国民法于19世纪末期，在第一草案中更是将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方式。日本民法更将解除与合同终止制度合而为一。由此，统一主义与区分主义的争论此起彼伏。我国《合同法》颁布前，学者对此未有统一看法；《合同法》颁布后，由于该法对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并未严格区分。学界主张合同解除应包括终止制度看法大有市场，以致等同说渐为主流之说。的确，自法理以观，实证主义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法律科学，实在法本身亦不失为论理解释的基础。以实证法为据，力保法的权威，值得称道，但价值的追求，才是法的生命所在。效力及适用范围方面，“契约因解除而溯及失其效力，终止则仅使契约对于将来失其效力”[12]；终止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而解除则多适用于非继续性。终止与解除性质上大异其趣。
其次，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划分理论及其解除溯及力问题中的地位本身也值得研究：其一，继续性合同理论由基尔克提出后，经学术及判例加工，在德国法中长期以来获得认可。我国学者对此认识不一，早前的合同法著作中，多认其为一独立合同分类；而晚近的合同法著作对这一划分一般则少有论及。学者论述中，以时间因素为标准，多界定继续性合同为内容并非一次可完结，而是继续地实现的合同；而非继续性合同，又称一时的合同，是指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实现的合同[13]。可见，若履行受时间限制较小，可即时履行的，则为非继续合同。仔细推敲，不无疑问，如，委托合同一般属于继续性合同，虽然委托事项一般多为长期、继续性的，但授权所为的内容一次性完成者也并非不可能；而消费借用合同中，对履行在时间方面的要求也可能更高，从这个角度看，继续性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此，若合同性质可因当事人的行为而摇摆不定乃至瞬息万变，这种合同划分本身就是不严谨的；其二，传统民法中，“在连续性给付之契约，债务人在较长时间内，负有连续给付义务，若其在连续给付一次或数次具有瑕疵，至债务人不能期望契约关系之继续者，则债权人得以不完全给付为由，终止契约”[14]；继续性合同发生终止，而解除适用于非继续性合同，已为学界所归纳的终止制度与解除制度的重大区别之一。且不论此种划分是否合理，难道继续性合同就不能解除吗？实际并非如此，德国债法第314条第1款 “持续性长期债之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基于重大理由解除合同，而无须遵守合同解除期间”。台湾地区民法的有关规定都清晰的表达继续性合同也可解除，以合同继续与否区分解除适用的做法，与现状似有脱节。
再次，恢复原状为溯及力的体现，但以继续性合同不能恢复原状，因而其解除无溯及力，则是对恢复原状内容的曲解。因为恢复原状并不单表现为返还原物，金钱上的恢复原状亦不失为恢复原状之方法[15]。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并非不能恢复原状，仅方式上与非继续性合同有所区别而已。金钱补偿在意大利民法、德国新债法、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都有所规定。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59条规定则更为具体，“契约解除时，当事人双方回复原状之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依左列之规定：一、由他方所受领之给付物，应返还之；二、受领之给付为金钱者，应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偿还之；三、受领之给付为劳务或物之使用者，应将受领时之价额以金钱偿还之；四、受领之给付物生有孳息者，应返还之；五、就返还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得于他方受返还时所得利益之限度内，请求其返还；六、应返还之物有灭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值得借鉴。
最后，违约情形，法定解除权的发生，以合同基础丧失为要件。这种情况，由于原先的履行对守约方多已无意义可言，承认解除有溯及效力，非但能与过错方之主观可谴责性相衔接，操作上守约方还可基于物上请求权要求返还，对守约方利益的保护效力上这显然比受‘差额说’制约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更为有力，且守约方还拥有在物上请求与不当得利间选择行使的权利。
四、解决路径
可见，现行法律框架下，无论是区别论还是无溯及力论都不能保证合同解除制度的内部的和谐。重构合同解除效力是所必需，但具体构建合同解除的效力制度，不妨从下属几种模式进行：
模式一：保持现有立法，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这一点，上已论及，显不可取。事实上“法官不应该宣扬他们的立法功能……法官作为客观、公正、博学的法律宣告者的形象，比提出公然认为是人类行为新准则的法律制定者的形象，更深地蕴藏在文明社会的意识之中。”[16]
模式二：保持现有合同立法体系，总则中规定合同解除有直接效力。虽然该种认识，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识一致。但在我国，这种理论要立法中贯彻有待于这样一个逻辑上的矛盾的解决：立法与现实可能存在的不一致。因为在我国，由于认可将合同终止与固有的合同解除制度合而为一的模式，而合同终止在违约情形并不常见，在法没有单独规定传统法中合同终止制度的情况下，按直接效力说解释合同解除，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现有的合同解除虽然在立法上包含传统法上的合同终止，现有的效力理论也可以解释传统民法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但却不能说明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解除这种传统法中合同终止现象效力问题（无溯及力）的局面。因而，贯彻直接效力说，在不改变制度构造的情况下，传统法中合同终止的溯及力问题定被忽视。直接效力说亦不足采。
模式三：回归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的二元结构。这种理论虽可以从前提问题为合同解除问题的解决扫平道路，人们的法律感情上也容易接受。但是由于继续性合同划分理论的不甚严谨，试图以继续性合同的区分为前提构建解除效力理论会跟区别论一样面临着如何清晰的分门别类的问题。
反观合同法第97条及相关条文，似乎还应从问题的症结即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着眼。正如徐国栋先生的认识“法律规定的数量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成反比；法律的模糊度与法官权力成正比；法律的精确性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17]因此，笔者认为，要根本性的解决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无论是坚持解除、终止合一理论与否，任何一刀切的模式概不可用，考虑合同的性质及当事人利益保护的需要，还是要改变现有立法思路，从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特征出发，对现有立法的规范构成予以细化，具体明确类型合同的溯及力，这才是问题解决的出路。
参考文献：
[1]史尚宽.债法总论[M].台北：荣泰印书馆，1954.506
[2][美]丹尼斯大林Ｃ•穆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8
[3][以]巴伦•巴拉克.司法自由裁量权.林长远译.载《公法》第三卷.信春鹰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67
[4][6]王家福.中国民法学•债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361，379
[5]欧阳经宇.民法债篇通则实用.台北：汉林出版社，1977.274
[7][8][1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30，130，130
[9]中华民国23年上字第3968号判例，明确表述契约经解除者，溯及订约时失其效力，与自始未订契约同，与契约之终止仅使契约嗣后失其效力者迥异 参见欧阳经宇.民法债篇通则实用.台北：汉林出版社,1977.271
[10][11][15]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70，170， 284
[12]“解除契约之研究”刘辉瑞,载《法学丛刊》第31期
[13]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34
[16][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59.
[17]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61.
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的类似于水泥款、电费等工程费用如何认定，如何承担的问题，主张扣除一方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法院应当对每笔款项是否真实、有效并根据与其相对应的证据一一认定，必须有对方的财务签章予以确认或者对方自认，才能主张扣除。否则主张扣除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法律后果。
2003年7月16日，原告四建公司通过中标取得了被告六盘山公司发包的生产线扩建技改工程，该工程于2007年4月4日竣工验收交付。2007年8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史信委托人代表的六盘山公司对原告所完成的工程进行了决算，形成《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该工程造价审定为36792144.68元。2007年9月25日，第三人史信作为甲方与赛马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关于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人史信将其在六盘山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赛马公司，2007年9月30日，六盘山公司成为赛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固原市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2008年7月24日，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欠办公室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往来账项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7月31日的水泥货款69380.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六分公司提出数据有误，欠款为39192.00元，并加盖了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善后处理工作组于2008年1月4日收回了该39192.00元水泥货款。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6月30日上陵花苑一期工程5号住宅楼欠水泥货款8514.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六分公司提出“此款已和上陵公司结清”，并加盖了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一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6月30日，欠水泥货款253794.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职员朱云岩未经财务核对在“数据无误”处签字，并加盖了“宁夏四建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条形专用章，原告针对该询证函提供了其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证明了该工程对询证函中涉及价值253794.00元的水泥实际用了价值108528．00元，尚有价值145266.00元的水泥未用，法庭要求被告提供相关核对此笔账务的财务附件，被告未提供。2009年6月15日，被告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欠水泥货款10352.00元予以核对，该询证函下注明“数据无误”，签字人为康茂红，未加盖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9年1月15日原、被告对扩建的工程付款进行了对帐，经核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被告付给原告款6522830.61元。2009年8月10日原、被告对工程付款进行了再次对帐，经核对，截至2009年3月30日，被告付给原告款126000.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涉案的五笔水泥款如何认定。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2008年7月24日询证函涉及的39192.00元水泥款已由股权转让前的六盘山公司按照兼并协议、债权转让协议收取，被告不能重复扣减；2008年7月25日询证函涉及253794.00元水泥款未经原告财务核对确认，根据朱云岩证言、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证明四建公司对询证函中涉及价值253794.00元的水泥实际用了价值108528.00元，尚有价值145266.00元的水泥未用，被告未提供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财务附件予以证明，所以，该笔水泥款应该应以108528.00元计算；2009年6月16日询证函涉及的10352.00元水泥款没有原告单位及分公司的财务签章确认，只有康茂红签字，康茂红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询证函上的时间(2009年6月16日)与康茂红上陵家园工程水泥供货确认书时间(2007年4月4日)差距两年多时间，2007年7月30日前的水泥款由上陵南宇公司收取，但上陵家园工程水泥供货确认书时间是2007年4月4日，时间前后矛盾，因此，该笔水泥款应该由被告另行向康茂红主张；2008年7月25日两份询证函上涉及5676.00元、8514.00元水泥款，原告已经载明结清，被告抗辩2007年7月31日前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应该从南宇建材公司拉水泥174600.00元，实际拉走159022.00元，剩余价值15578.00元的水泥四建公司六分公司从被告处拉走14190.00元应该给被告支付，抵消被告应付给四建公司的工程款是被告与南宇建材公司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做审理。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六盘山公司给四建公司的询证函中涉及的四建公司欠付六盘山公司的五笔水泥款，即5676.00元、8514.00元、39192.00元、10352.00元、253794.00元，是否应当从本案工程款中抵扣的问题。对于六盘山公司认定询证函所反映的8514.00元和5676.00元两笔水泥款，因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在两份询证函上注明已与上陵公司结清；四建公司六分公司确认于2008年7月24日欠付水泥款39192元，后四建公司提供了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善后处理工作组出具的证明和该组成员傅晓春收回该笔水泥款的证明；对于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康茂红于2009年6月16日确认的10352.00元水泥款，因为未加盖四建公司财务印章，四建公司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法院认为以上四笔水泥款不应从本案工程款中抵扣。对于六盘山公司提供的于2008年7月25日询证函涉及的253794.00元水泥款，因未经四建公司一分公司财务部门确认，只加盖“宁夏四建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专用章，而四建公司及经办人四建公司一分公司朱云岩只认可实际使用了价值108528.00元水泥，并且有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印证，六盘山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欠该笔水泥款，因此，该笔水泥款应当以认可的108528.00元从本案工程款中予以抵扣。
二、案件来源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固民初字第5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1)宁民终字第20号
三、基本案情
2003年7月16日，原告四建公司通过中标取得了被告六盘山公司发包的生产线扩建技改工程(土建、给排水、电照等)，2003年7月25日，原、被告签订了第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约定为1450万元。2005年9月22日，六盘山公司杨志俊等25名股东将2810.4万元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史信持有，占总股本的80％，其余702.6万元股份由杨志俊等25名股东继续持有，占总股本的20％。2006年3月8日，原、被告又签订了第二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约定“以甲乙双方审定决算为准”，该工程于2007年4月4日竣工验收交付。2007年4月，北京五联方圆会计事务所接受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马公司）和第三人史信的委托，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财务账，对六盘山公司截至2007年4月30日的资产及负债清查、截至2007年7月31日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作出《审计报告》。2007年4月30日的资产及负债清查《审计报告》对六盘山公司提供的“土建工程”帐页中的水电费扣除款共计1062146.72元，其中被告各分公司水电费扣除款小计621897.56元，2007年7月31日会计报表审计“应付帐款明细表”反映有原告应付款6864948.83元。由于六盘山公司向五联会计事务所提供账务时对应付原告的375978.96元工程款错误挂账成应付固原三泰公司，造成审计调账串户，应付给原告的工程款少挂账375978.96元。2007年8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史信委托人代表的六盘山公司对原告所完成的工程进行了决算，形成《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该工程造价审定为36792144.68元。2007年8月13日，第三人史信转让了六盘山公司全部股份，在固原市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2007年9月8日经双方对工程款进行对账，经核对，截至2007年7月31日，被告共支付原告工程价款28972278.98元。2007年9月25日，第三人史信作为甲方与赛马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关于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六盘山公司是2003年设立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3513万元，由史信持有35l3万元股份，转让总价款3677万元”，协议第三条对六盘山公司负债约定“甲方保证在本次股权转让中，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中六盘山公司所申报负债完整，不存在其他未记账的负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六盘山公司出现在2007年4月30日之前发生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未记账的六盘山公司负债(包括或有负债)或2007年4月30日至乙方正式接管六盘山公司之日期间发生但未计入六盘山公司财务帐的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由此给六盘山公司或乙方造成损失，由甲方负责承担”。第三人史信将其在六盘山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赛马公司，2007年9月30日，六盘山公司成为赛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固原市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2008年7月24日，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欠办公室（以下简称“赛马公司清欠办”）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往来账项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7月31日的水泥货款69380.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六分公司提出数据有误，欠款为39192.00元，并加盖了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8年1月4日，根据第三人史信代表的宁夏南宇建材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于2005年9月13日签订的《兼并协议》第三条第二款“兼并前乙方其他应收款及应付账款原则上由工作组负责清收，新公司不介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约定，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善后处理工作组于2008年1月4日收回了该39192.00元水泥货款。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6月30日上陵花苑一期工程5号住宅楼欠水泥货款8514.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六分公司提出“此款已和上陵公司结清”，并加盖了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一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6月30日，欠水泥货款253794.00元予以核对，原告的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职员朱云岩未经财务核对在“数据无误”处签字，并加盖了“宁夏四建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条形专用章，在庭审中，朱云岩当庭提出：“当时他们水泥厂来了个业务员，他就问瑞和园项目部水泥预计使用量是多少，就要一个水泥的计划用量，问完以后说在那个询证函上要签个字呢，我让他们提供实际供水泥的出库单和财务对账，他当时说没有拿，让我把这个字签了回去汇报再对账，他还要求盖章呢，当时工地上也没有什么章子，就盖了项目部材料章，他拿走就再也没有把那个东西拿来，我认为年底要对帐，就再也没有管，结果他们不对帐，拿这个询证函把我骗了，这个询证函不是结算单”。原告针对该询证函提供了其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证明了该工程对询证函中涉及价值253794.00元的水泥实际用了价值108528．00元，尚有价值145266.00元的水泥未用，法庭要求被告提供相关核对此笔账务的财务附件，被告未提供。2009年6月15日，被告向原告的六分公司发去询证函，要求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欠水泥货款10352.00元予以核对，该询证函下注明“数据无误”，签字人为康茂红，未加盖原告的六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9年1月15日原、被告对扩建的工程付款进行了对帐，经核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被告付给原告款6522830.61元。2009年8月10日原、被告对工程付款进行了再次对帐，经核对，截至2009年3月30日，被告付给原告款126000.00元。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四建公司与被告六盘山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经过了招投标等合法程序，该工程施工合同已履行完毕，工程已验收并交付使用，因此，该合同合法有效，六盘山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工程款的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对被告六盘山公司提出的现在以刘天茂为法定代表人的六盘山公司从未与四建公司签订过任何工程合同，不应该成为本案被告问题，六盘山公司与当事人史信之间只是股东、股权的变化，没有变更企业性质，第三人史信转让该企业股权给赛马公司也未改变该企业的性质，并将企业负债一并转让，企业的股权转让并不消灭该企业的负债，因此六盘山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第三人史信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因本案的原、被告之间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而史信与被告的现任股东赛马公司之间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在本案中史信与原、被告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史信与被告的现任股东赛马公司之间进行财务审计是对被告账面上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确认，在股权转让时，被告负债申报完整与否，直接关系到赛马公司的损益，而并不对被告造成损失。由于负债申报完整与否引起的损益只发生在股权转让当事人之间，若有损益，也应该由赛马公司向史信另行追偿，本案不做审理。
本案涉及的工程款支付问题，应该以双方工程决算审核定案的数额减去己付工程款得出。2007年8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史信委托人代表的六盘山公司对原告所完成的工程进行了决算，形成《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该《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是双方根据工程量及单价对工程的决算结果，审核前造价为44626571.27元，审核后造价为36792144.68元，充分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史仁作为当时六盘山公司的委托人在《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上签字，是受第三人史信的委托，第三人史信代理人认为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是真实的，是原告和史信及赛马公司三方最终确认的，该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中的数额与审计报告当中的数额相符，因此工程总造价应该以36792144.68元认定。2007年9月8日经双方对工程款进行对账，经核对，截至2007年7月31日，被告共支付原告工程价款28972278.98元。2009年1月15日原、被告对扩建的工程付款进行了对帐，经核对，截至2008年12月31日，被告付给原告款6522830.61元。2009年8月10日原、被告对工程付款进行了再次对帐，经核对，截至2009年3月30日，被告付给原告款126000.00元。以上三次对账数额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2008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的一分公司发去询证函上标明欠水泥货款253794.00元，原告的一分公司实际用了价值l08528.00元的水泥，因此，欠款数额应该为1062507.09元(36792144.68元一28972278.98元一6522830.61元一126000.00元一108528.00元)。
关于621897.56元电费是否支付问题，北京五联方圆会计事务所受赛马公司和第三人史信的委托，根据六盘山公司提供的财务账进行了审计，并作出《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将原六盘山公司单方扣减原告水电费621897.56元挂账从固定资产中调整为应付账款科目，该电费是根据六盘山公司提供的一张工程用电分配表中标明的数额，工程用电分配表是一张单方挂账的帐页，没有任何附件和原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况且，原告提交的电费结算单、物资验收入库单、电费抄表单、六盘山公司便函(程玉玲与张春燕签字对账单)、从宏?N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调取的2005年之前的涉及电费顶材料款的财务凭证，以及经手电费做账的原告原任会计张春燕证言、被告原任会计刘朱明证言，还有原告的抄表电工彭彬证言、被告的抄表电工何有强证言，证明了原告在六盘山公司施工期间，由于用电发票泾源县供电局只能向六盘山公司出具，原告用电交纳电费需要的用电发票六盘山公司无法出具，经双方协商以水泥发票顶电费发票做账，同时也证明了原告在六盘山公司施工期间电费从抄表到财务结算的整个过程，该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证明了原告施工电费已交纳。因此，被告仅凭《审计报告》中的应付账款水电费621897.56元挂账抗辩原告在施工期间未交纳电费证据不足。
关于2008年7月24日询证函涉及的39192.00元水泥款已由股权转让前的六盘山公司按照兼并协议、债权转让协议收取，被告不能重复扣减；2008年7月25日询证函涉及253794.00元水泥款未经原告财务核对确认，根据朱云岩证言、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证明四建公司对询证函中涉及价值253794.00元的水泥实际用了价值108528.00元，尚有价值145266.00元的水泥未用，被告未提供水泥款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财务附件予以证明，所以，该笔水泥款应该应以108528.00元计算；2009年6月16日询证函涉及的10352.00元水泥款没有原告单位及分公司的财务签章确认，只有康茂红签字，康茂红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询证函上的时间(2009年6月16日)与康茂红上陵家园工程水泥供货确认书时间(2007年4月4日)差距两年多时间，2007年7月30日前的水泥款由上陵南宇公司收取，但上陵家园工程水泥供货确认书时间是2007年4月4日，时间前后矛盾，因此，该笔水泥款应该由被告另行向康茂红主张；2008年7月25日两份询证函上涉及5676.00元、8514.00元水泥款，原告已经载明结清，被告抗辩2007年7月31日前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应该从南宇建材公司拉水泥174600.00元，实际拉走159022.00元，剩余价值15578.00元的水泥四建公司六分公司从被告处拉走14190.00元应该给被告支付，抵消被告应付给四建公司的工程款是被告与南宇建材公司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做审理。
关于拖欠工程款的利息及违约损失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33条3款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28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从第29天起按照承包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因原告未提供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因此，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项“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的规定计算利息支付时间，即利息从2007年4月5日起按照被告的付款额度及时间段，按照承包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这里说的利息实际上是一种法定孳息，只要有工程欠款，就有利息发生。在此种情况下，违约责任和利息互不干扰，是可以并存的。但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约定计算办法及数额，视为约定不明，因此，对原告请求的违约损失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主张的工程款及利息诉讼请求成立，被告抗辩理由不成立，第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一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欠款1062507.09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7年4月5日竣工验收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被告的付款额度及时间段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第三人史信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1.本案欠付工程款应当由谁承担。2.关于电费及五笔水泥款如何认定。
二审法院认为，四建公司与六盘山公司于2003年7月16日和2006年3月8日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工程于2007年4月4日竣工验收交付，2007年8月2日双方对工程进行了决算，形成《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该工程造价审定为36792144.68元。2007年8月13日，史信将其在六盘山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赛马公司，2007年9月30日，六盘山公司成为赛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之规定，公司的股东及性质变化不影响其对外债务的承继，六盘山公司依此应当承担支付四建公司工程款的责任，史信在本案中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对六盘山公司认为不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而应当由史信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二审中原六盘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史信自认涉案工程决算审核定案单的工程款的总决算数据中不存在遗漏扣减电费的问题，四建公司也认为涉案工程电费已经缴清。因此，本案的工程款中不再扣减电费。关于史信与赛马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遗漏的债务申报，以及史信与赛马公司之间《审计报告》的确认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调整的范围。关于六盘山公司给四建公司的询证函中涉及的四建公司欠付六盘山公司的五笔水泥款，即5676.00元、8514.00元、39192.00元、10352.00元、253794.00元，是否应当从本案工程款中抵扣的问题。对于六盘山公司认定询证函所反映的8514.00元和5676.00元两笔水泥款，因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在两份询证函上注明已与上陵公司结清；四建公司六分公司确认于2008年7月24日欠付水泥款39192元，后四建公司提供了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兼并善后处理工作组出具的证明和该组成员傅晓春收回该笔水泥款的证明；对于四建公司六分公司康茂红于2009年6月16日确认的10352.00元水泥款，因为未加盖四建公司财务印章，四建公司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以上四笔水泥款不应从本案工程款中抵扣。对于六盘山公司提供的于2008年7月25日询证函涉及的253794.00元水泥款，因未经四建公司一分公司财务部门确认，只加盖“宁夏四建一分公司瑞和园小区3#住宅楼工程项目部”专用章，而四建公司及经办人四建公司一分公司朱云岩只认可实际使用了价值108528.00元水泥，并且有入库单、水泥销售凭证、水泥调运单印证，六盘山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欠该笔水泥款，因此，该笔水泥款应当以认可的108528.00元从本案工程款中予以抵扣。
四建公司与六盘山公司对已付工程款数额经三次对账均无异议，六盘山公司共欠四建公司工程款应为1062507.09元（36792144.68元一28972278.98元一6522830.61元一126000.00元—108528.00元），六盘山公司应承担支付上述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九条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二百七十九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合同解除溯及力之反思与重构
—兼评合同法第97条
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 韩立强
内容摘要：在解除有无溯及力的问题解释方面，合同法第97条不甚明确。学理上虽然权威学者认为将传统民法中的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合一规定，进而以合同类型是否继续作为判断解除有无溯及力的标准，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出于立法技术考虑，还是出于规定的逻辑性，上述认识事实上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
关键词：合同解除，溯及既往原则，继续性合同，非继续性合同
合同解除关系合同存续，对当事人利益影响重大。从目前《合同法》对合同解除的规定看，立法技术上，该法迎合了国际贸易领域的统一法运动趋势，对各国立法例及国际公约借鉴有加，对合同解除制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所反映。但作为“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被贴上社会本位标签的现行解除制度与社会现实已显得格格不入，在合同解除的效力层面，问题更为突出。合同法第97条无视法律的确定性将溯及力问题抛给了法官，更使得理论方面的困惑及实务方面的混乱被无限放大，值得吾人反思。
一、合同法第97条将问题复杂化
就合同法第97条文义看，“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措辞虽然认可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并存，但在解除有无溯及力问题上却相当谨慎，从中很难看到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立法的影子，法律语言的确定性要求被忽视，而大而全、原则性强的立法特色彰显无疑。
而学者对合同解除是否溯及既往的理解，更是莫衷一是：有学者认可解除的直接效力说，即解除溯及于合同成立之时消灭合同，解除权行使后，合同如同自始不存在，未履行的债务归于消灭，已经给付的，发生恢复原状请求权；也有学者坚持解除无溯及力的认识，即合同解除仅指向将来发生效力，已为的给付仍有合法依据，并不因解除而失其基础。该说又可细分为间接效力说与折衷说，“间接效力说者，谓解除非消灭债之关系，不过阻止其已发生之效力，从而尚未履行者，发生拒绝履行之抗辩权，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折衷说，则指解除之际，债务尚未履行者，自其时债务消灭，既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此说认同解除消灭债权关系，与间接效力说不同，然不认有溯及的效力，与直接效力说亦异”[1]；更有学者以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区分为前提，认为解除的溯及力也应区别对待，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一般无溯及力，而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有溯及效力。是为区别说。日本民法并实践了该模式。
相比学者界说，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似乎超凡脱俗，从全国人大网关于合同法条文释义的说明看，立法的基本思路显然是渴望开拓所谓的中国特色之路。然在不健全的制度背景下，如此规定不仅与“法律贵在确定、明确”的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相去甚远，法律适用上也面临着障碍。如，关于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解除效力，合同法分则无规定，依合同法第124条，理应准用第97条并参照“类似合同”即买卖合同这一典型有偿合同的规定，但殊不知即便是区别论者也认可买卖合同解除的溯及效力，因此，法律适用上必然呈现依法参照适用的买卖合同的规定却不能合理解释不定期租赁合同解除效力的局面，绕有趣味。再者，在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中，逢当事人约定不明又不能达成其他非诉讼合同救济手段时，将私权、私利拱手交给无授权及无制约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通过集立法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法官对第97条的司法推断，去实现司法公正，非但与形式正义的要求相背离，而且难度不小。因为“假若把权力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利益。”[2]又裁量标准的不确定，灵活性作用的无限放大最后可能既无法保证同一事实统一结果的基本公正，更可能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本意相左。因为仰仗于法官个体素质的裁量权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中运行，必然倾向于随意、武断。“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至，这是一条万股不易的经验”。这无疑会对私权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构成威胁。恰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所言，“绝对自由裁量权与腐败一样，标志着自由的末日开始来临。”[3]自然，类似自由裁量权扩张的本性也会侵蚀到宪政大厦的角角落落，进而对人们的法律信仰造成冲击。
可见，合同法第97条灵活有余，但规范性不足，意图解决问题，实则使问题复杂化了。
二、“无溯及力说”已是“昨日黄花”
然而，无溯及力说能否贴切地揭示合同解除效力的本质呢？不无疑问。虽然该说曾是我国学界的通说[4]，但该说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且其确立问题往往同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纠葛在一起。考究代表性之德国学界认识，在2003年德国民法典修订前，立法上规定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方面，由于解除权的行使致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而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二者间当事人只可择一行使。“惟损害赔偿之原因与范围如何，自纯理论上言之，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义务，不过为原债务之变形或扩张，原债务既因契约之解除 而溯及的消灭，赔偿义务亦当然消灭，德国民法定为债权人须于解除与损害赔偿二者，选择其一，既为贯彻此理论也”[5]。这种理论逻辑考虑得到，但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却是不周到的，法定解除情形更是如此。因此，这种规定一出台就倍受学者及实务界的非议，如学者所言，“虽然该说从理论上能自圆其说，但过分重视了逻辑推演，忽视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量，对非违约方保护不力，因为有时单独地解除合同或请求损害赔偿都不能使非违约方的损害得到补偿”[6]有鉴于此，学者及法官往往通过对合同解除效力的另种解释来弥补立法上的上述缺陷。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合同解除间接效力的通说，即“解除契约时，并未溯及消灭原契约，而是在内容上，将其转变为一结算关系，未履行之给付义务因而废除，已给付者，则发生返还关系，但原契约关系之整体仍继续存在，仅其内容因解除有所变更而已”[7]。虽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此通说之基本贡献，在于使契约解除时，债务人仍得主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而获得圆满之理论基础”[8]，但在2003年以前的德国，对解除效力的认识，事实上形成了立法上的溯及力规定与学者及判例无溯及力的解释对立的局面。然随着新债法典第314条第4款 “解除合同，并不排除损害赔偿的权利”及该法第346条第1款“一方当事人合同保留解除权或享有法定解除权的，在解除合同时必须归还其所受领的给付并返还所获得的收益”的出台，这种着眼于立法上的逻辑自证产生的学说，由于其下当事人救济手段的单一以及解除初衷倍受质疑，逐渐的淡出各国立法的舞台。在“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的影响下，间接效力说也逐渐淡出我国学者的认识。而折衷说由于在当事人合法利益保护方面与间接效力说同样的问题，也很少有人采纳（折衷说自身的弊端明显，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在此不多赘述）。事实上，我国立法自合同立法三足鼎立时代始，对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存就是认可的，并没有德国学者“间接效力”说的历史情结，《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更加明确了这一点，所谓无溯及力说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法制传统似多有不符[9]。
三、“区别说”过于理想化，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
至于“区别说”，虽从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在我国法中的衔接出发，立足三方面即：其一，《合同法》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章规定合同解除，对传统法中合同终止制度并未明文，而把“德国所称的终止直接叫做解除”，“把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类型，把这种意义上的终止称为解除，不用终止字样，不至发生不适当的后果”[10]，又传统民法中的终止制度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解除多见于非继续性合同，合同解除效力理应分别规定；其二，恢复原状是解除有溯及效力的直接效果[11]，对于继续性合同，恢复原状常为不能之举，故应依合同类型继续与否而区别解除效力；其三，日本民法多年来的实践，更加证明区别说的生命力。条理清晰，分门别类，有可取之处，但仍不无可推敲之处。
首先，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在质的规定性上截然不同，合一理论先天不足。传统中，依大陆法系学者认识，合同终止因一方终止权之行使，使契约指向将来失去效力，其与合同解除都有消灭合同效力的功能，且都以行为的行使为必要。立法上，德国民法于19世纪末期，在第一草案中更是将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方式。日本民法更将解除与合同终止制度合而为一。由此，统一主义与区分主义的争论此起彼伏。我国《合同法》颁布前，学者对此未有统一看法；《合同法》颁布后，由于该法对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并未严格区分。学界主张合同解除应包括终止制度看法大有市场，以致等同说渐为主流之说。的确，自法理以观，实证主义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法律科学，实在法本身亦不失为论理解释的基础。以实证法为据，力保法的权威，值得称道，但价值的追求，才是法的生命所在。效力及适用范围方面，“契约因解除而溯及失其效力，终止则仅使契约对于将来失其效力”[12]；终止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而解除则多适用于非继续性。终止与解除性质上大异其趣。
其次，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划分理论及其解除溯及力问题中的地位本身也值得研究：其一，继续性合同理论由基尔克提出后，经学术及判例加工，在德国法中长期以来获得认可。我国学者对此认识不一，早前的合同法著作中，多认其为一独立合同分类；而晚近的合同法著作对这一划分一般则少有论及。学者论述中，以时间因素为标准，多界定继续性合同为内容并非一次可完结，而是继续地实现的合同；而非继续性合同，又称一时的合同，是指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实现的合同[13]。可见，若履行受时间限制较小，可即时履行的，则为非继续合同。仔细推敲，不无疑问，如，委托合同一般属于继续性合同，虽然委托事项一般多为长期、继续性的，但授权所为的内容一次性完成者也并非不可能；而消费借用合同中，对履行在时间方面的要求也可能更高，从这个角度看，继续性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此，若合同性质可因当事人的行为而摇摆不定乃至瞬息万变，这种合同划分本身就是不严谨的；其二，传统民法中，“在连续性给付之契约，债务人在较长时间内，负有连续给付义务，若其在连续给付一次或数次具有瑕疵，至债务人不能期望契约关系之继续者，则债权人得以不完全给付为由，终止契约”[14]；继续性合同发生终止，而解除适用于非继续性合同，已为学界所归纳的终止制度与解除制度的重大区别之一。且不论此种划分是否合理，难道继续性合同就不能解除吗？实际并非如此，德国债法第314条第1款 “持续性长期债之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基于重大理由解除合同，而无须遵守合同解除期间”。台湾地区民法的有关规定都清晰的表达继续性合同也可解除，以合同继续与否区分解除适用的做法，与现状似有脱节。
再次，恢复原状为溯及力的体现，但以继续性合同不能恢复原状，因而其解除无溯及力，则是对恢复原状内容的曲解。因为恢复原状并不单表现为返还原物，金钱上的恢复原状亦不失为恢复原状之方法[15]。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并非不能恢复原状，仅方式上与非继续性合同有所区别而已。金钱补偿在意大利民法、德国新债法、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都有所规定。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59条规定则更为具体，“契约解除时，当事人双方回复原状之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依左列之规定：一、由他方所受领之给付物，应返还之；二、受领之给付为金钱者，应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偿还之；三、受领之给付为劳务或物之使用者，应将受领时之价额以金钱偿还之；四、受领之给付物生有孳息者，应返还之；五、就返还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得于他方受返还时所得利益之限度内，请求其返还；六、应返还之物有灭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值得借鉴。
最后，违约情形，法定解除权的发生，以合同基础丧失为要件。这种情况，由于原先的履行对守约方多已无意义可言，承认解除有溯及效力，非但能与过错方之主观可谴责性相衔接，操作上守约方还可基于物上请求权要求返还，对守约方利益的保护效力上这显然比受‘差额说’制约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更为有力，且守约方还拥有在物上请求与不当得利间选择行使的权利。
四、解决路径
可见，现行法律框架下，无论是区别论还是无溯及力论都不能保证合同解除制度的内部的和谐。重构合同解除效力是所必需，但具体构建合同解除的效力制度，不妨从下属几种模式进行：
模式一：保持现有立法，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这一点，上已论及，显不可取。事实上“法官不应该宣扬他们的立法功能……法官作为客观、公正、博学的法律宣告者的形象，比提出公然认为是人类行为新准则的法律制定者的形象，更深地蕴藏在文明社会的意识之中。”[16]
模式二：保持现有合同立法体系，总则中规定合同解除有直接效力。虽然该种认识，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识一致。但在我国，这种理论要立法中贯彻有待于这样一个逻辑上的矛盾的解决：立法与现实可能存在的不一致。因为在我国，由于认可将合同终止与固有的合同解除制度合而为一的模式，而合同终止在违约情形并不常见，在法没有单独规定传统法中合同终止制度的情况下，按直接效力说解释合同解除，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现有的合同解除虽然在立法上包含传统法上的合同终止，现有的效力理论也可以解释传统民法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但却不能说明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解除这种传统法中合同终止现象效力问题（无溯及力）的局面。因而，贯彻直接效力说，在不改变制度构造的情况下，传统法中合同终止的溯及力问题定被忽视。直接效力说亦不足采。
模式三：回归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的二元结构。这种理论虽可以从前提问题为合同解除问题的解决扫平道路，人们的法律感情上也容易接受。但是由于继续性合同划分理论的不甚严谨，试图以继续性合同的区分为前提构建解除效力理论会跟区别论一样面临着如何清晰的分门别类的问题。
反观合同法第97条及相关条文，似乎还应从问题的症结即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着眼。正如徐国栋先生的认识“法律规定的数量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成反比；法律的模糊度与法官权力成正比；法律的精确性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17]因此，笔者认为，要根本性的解决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无论是坚持解除、终止合一理论与否，任何一刀切的模式概不可用，考虑合同的性质及当事人利益保护的需要，还是要改变现有立法思路，从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特征出发，对现有立法的规范构成予以细化，具体明确类型合同的溯及力，这才是问题解决的出路。
参考文献：
[1]史尚宽.债法总论[M].台北：荣泰印书馆，1954.506
[2][美]丹尼斯大林Ｃ•穆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8
[3][以]巴伦•巴拉克.司法自由裁量权.林长远译.载《公法》第三卷.信春鹰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67
[4][6]王家福.中国民法学•债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361，379
[5]欧阳经宇.民法债篇通则实用.台北：汉林出版社，1977.274
[7][8][1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30，130，130
[9]中华民国23年上字第3968号判例，明确表述契约经解除者，溯及订约时失其效力，与自始未订契约同，与契约之终止仅使契约嗣后失其效力者迥异 参见欧阳经宇.民法债篇通则实用.台北：汉林出版社,1977.271
[10][11][15]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70，170， 284
[12]“解除契约之研究”刘辉瑞,载《法学丛刊》第31期
[13]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34
[16][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59.
[17]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61.
